我所知道的早年罗家伦先生.docVIP

我所知道的早年罗家伦先生 　　作为家父的幼子，少年时期的笔者，不时地在父亲和兄姐间饭后茶余的言谈中，听到过罗家伦前辈志希先生早年的一些轶闻逸事，从而在脑海中烙下了一种类似猎奇的感受，并留下了虽点滴却依稀难忘的记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须臾之间，漫长的六十余载的岁月悄然而逝，笔者也从少年时光蹒跚地走到了耄耋之年。而如今，不妨试作一想，若将当年那些虽不系统却有稍许清晰的记忆予以还原，并重温案头一些广为人知的资料加以筛选而形成一篇花絮式的短文，恐亦不啻一件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情。 　　如若忆及笔者的父亲陈秉诚与罗家伦的相识相知，要从复旦公学说起，并继而说到北京大学。众所周知，享誉海内外原为复旦公学的复旦大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于晚清光、宣年间在上海创立的。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挂该校名誉董事长之名。至于校名之选，则源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名句，意在寄托教育强国的鸿鹄之志。 　　父亲自幼师从家乡一位朱姓名师接受国学启蒙教育。民国初年，考上安徽旅宁公学，亦即简称的安徽公学。而说到安徽公学，她的前身，则可追溯到同治后期为方便安徽学子科考而在南京修建的上江考棚。之所以名为“上江”，乃因经由安徽境内的长江一段（即古之楚江今之皖江），处于南京及其以东沿江一带的上游，故而南京及其下游区域的民间，向来对安徽南半部沿江区域有此俗称。 　　1913年春，复旦公学在一度停办后复校，父亲即于是年考入复旦公学文科。斯时，终身与复旦患难与共的李登辉先生主掌校务，邵力子先生在此教授国文。入学后，父亲结识了同时考入复旦公学的罗家伦先生。然而巧合的是，他不但与罗先生同班，而且同住一个二人间宿舍，自此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校期间，盖因他们二人的古文功底较为深厚，且罗先生又是当时《复旦杂志》唯一的一位学生编辑，邵老就一直器重这两位门生。自此以往，他们与邵老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1917年秋，父亲与罗家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就好像事先巧作安排似的。只不过，罗家伦读的仍是文科，而父亲读的则是法科。二度同窗之谊，彼此倍感珍惜。父亲回忆说，罗先生的国文功底甚为深厚，自幼即有造诣，入学考试时，他的国文试卷被审卷老师胡适先生打了满分，但数学却得了零分，尽管如此，仍被北大破格录取，一时在校园内传为佳话。斯时，曾为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法科学长由曾为北京政府首任司法总长、时为大理院院长的王宠惠先生兼任。1919年秋，当父亲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因其成绩优异，且缘于恩师王院长的亲自援引而到大理院充任见习书记官，从而有了一次理论付诸实践的体验。1921年北大修业期满后顺势受聘留在大理院任职。1928年初冬，父亲终因不满北京政府的官场腐败而愤然辞职南归。此后，他淡泊仕途，不求闻达，只因尊崇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而长期在家乡办学，其醉心程度可谓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几达举家兴学之境界。之后，在抗战时期由皖东经鄂南、湘西、川东直至重庆的跋涉中，也一直在战时设立的国立中学中从事教学和治校的工作，诚可谓终身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复旦公学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父亲有幸结识了不少青年才俊，这不但对他的成长有所裨益，且对他此后的人生之旅，更是增添了许多值得珍惜的回忆。复旦公学如此，北京大学更是如此。当然，他和大家最为崇拜的是蔡元培校长，尽管斯时履新北大不久，却处处事事展现出了大教育家的传世风范。 　　罗家伦时在北大文科读外国文学门，与同住在西斋攻读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前辈孟真先生，以及攻读哲学门的狄膺前辈君武先生相交甚深，于是在一次小聚上介绍给了父亲。此后不久，与父亲早在南京相识的孙伏园前辈养泉先生也由北大预科转入文科中国文学门。1918年秋，先有北大标志性建筑之称、后有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策源地之谓的红楼落成。自此以后，父亲与他们时有交往，红楼内外留下了他们当年的脚印。毕业后，虽各奔西东，但断续地交往仍存。特别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更有较多的过从经历，且一直维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 　　蔡元培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力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从而使新文化新思潮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获得了挺拔的成长，继而缔造了学术繁荣之道，思想开放之途。斯时，在北大校园里，形成了同学之间在课余期间交流频繁，并进而彰显了思想活跃的一种现象，一种当年极为罕见的历史现象。时值1918年冬初，因受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领航者《新青年》的影响，以文科的文学门和哲学门的学生为主体的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及顾颉刚、杨振声、俞平白、徐彦之等人，在蔡校长和陈独秀等多位师长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随即着手筹备创办《新潮》月刊诸多事宜。同年年底，他们发表了《新潮杂志社启事》而直言称道，《新潮》将专以介绍西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