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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辑生涯 　　1 　　我曾在《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过整整16年。我当然不会忘了，那是1973年，省里突然飞来一张公文，把我从当时的龙岩三线建设工地调到福州。为什么调我？后来才知是刚刚复刊的《福建文艺》（原名《热风》）急需年轻的编辑，凭我1965年刚16岁就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又是农村出身，这好事就落在我头上了。 　　记得来福州那天，我挑着担子，一头是家里带来的地瓜，另一头是生活用品和衣服，满头大汗在街巷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编辑部当时所在的鼓屏路16号，抬头一看，门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牌：福建省革委会文化组。我犹豫了好久不敢进去，最终鼓足勇气向站岗的卫兵说明了情况，卫兵看了介绍信，又足足打量了我许久，才放我进去。到编辑部报到后，引得许多人来看我，他们都非常热情，问这问那的，还有人说“这就是朱谷忠啊？好年轻呢！”几天后正式上班了，按照安排，起初主要协助看诗歌和部分演唱作品的来稿，我没任何经验，只是怀着紧张不安但又感恩的心情进入角色。作为一名助理编辑，我的确没有什么特长可以发挥，只有用勤奋学习和辛苦工作来迎送一个个日夜。直至后来，当上了专门负责诗歌的编辑，再后来又负责散文和报告文学，成了编委、散文组长。现在，当我回忆这16年的岁月，我不免要在心里问自己：这16年，我记忆最深的是些什么？ 　　应当说，我所尊敬的同行和同辈，乃至在编辑部做过事的所有的人，他们都工作得十分出色；至今想来，他们的作风、品格，甚至书生意气，包括不同时期的忧患意识、为文之思，都使我从心底深感钦佩。事实上，那16年，即从1973年至1989年（自1989年我调入福建作协担任副秘书长），在编辑部工作的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以及特定的地点和场合，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此，说到我个人，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也尽心尽力了。 　　不过，现在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我要感谢编辑部，感谢当时的负责人、儿童文学作家苗风浦、党支部书记应端章和在诗歌组工作的陈钊淦等先生，原来正是因为他们当年在决定是否调我的当口，除苗风浦曾率团带我去北京开过会，其他人也只是知道我是个农村青年作者，但他们却无私地、满腔热情地向上级推荐了我。随我一同调入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女知青作者陈宴。之后，记得在不同的年间，分别调入的还有袁和平、章武、庄东贤、叶志坚、杨际岚、黄文山、许江、陈健、北村、王炳根、楚楚、张冬青、施晓宇、哈雷、杨国荣、郭碧良、宋瑜等人。至今，我对所有在当年给予我的工作和生活关照的人仍感念不已；其中苗风浦先生、魏世英先生、姚鼎生先生、陈??飨壬?虽已走了，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们，感恩他们和许多老编辑，把我这样一个无任何资历的作者耐心培养为一名编辑。 　　我还想感谢许多人，即在那16年中，他们都先后给了我关心和爱护，特别是著名作家郭风、何为先生，以及曾和我一道编发《榕树》文学丛刊“诗歌”、“散文”专辑的蔡其娇、周美文等人。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告诉过我，要成为好的编辑，一定要了解历史、观察社会，获得对社会的丰富认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作家和作者的作品放到纵横多个维度上进行考量。郭风还亲口对我说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几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对当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来观察作家和作品，那样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作为一个编辑，要用历史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过去、观察当下，获得真实、深刻的认知，进而才有可能选编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见识，令我学习不已，回味不尽。他们非常信任我，放手让我单独向外组稿、发稿；郭风还对我说过：组稿要看准对象，组来的稿要及时用出，并尽早通知人家。正是这些难得的机会，让我和许多国内作家有了不少书信往来，从中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他们手下工作。在《福建文艺》改名为《福建文学》的初期，我一直与尊敬的作家和编辑姚鼎生、何泽沛、何飞、魏世英、石灵、徐木林、蔡海滨、张是廉、季仲、张贤华、袁荣生、刘宝钏、黄国栋、郑征泉、郑清水、庄霞霞、金筱玲、黄锦铭等人一起，经历了国家、社会的动荡和改革；但大家面对世事沉浮，都在努力保持内心诚实，因此编辑部一直人来人往，大有一番“陋室供笑语，灯火话平生” 的景象。难怪我省作家北北、刘伟雄、谢宜兴等许多人都曾对我说过：《福建文学》编辑部是全省作家作者们心目中的一个家！直至后来，在拜金主义盛行、浮躁之风日炽的一个时期，我也曾在学习会上对这些老师和同事们说：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一些文气、一些书香，那正是大家传递给我的结果。 　　2 　　应当说，《福建文学》在1973至1989年，仍是福建作家和作者心目中的一块神圣的文学园地，作为一名编辑，不论出差到省里哪个地方，都会受到应有的欢迎和尊敬。由此我也结识了许多人。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省有近一千多会员作家，至少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