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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鼓情缘 　　湖南花鼓戏，解放前是禁戏，官府不让演。谁敢演出，就要抓演员坐牢，没收所有演出器具。只能在乡下偏僻处偷着演，称“躲躲乐活”。湖南花鼓戏艺人受尽了旧社会的摧残和磨难，解放前花鼓戏虽也进过几次省会长沙，但都是以楚剧班的名义。1950年，花鼓戏才真正在城市扎下了根。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艺工作，解放初，就在省会成立了省湘江文工团，演出了歌颂农民爱国热情的花鼓戏《双送粮》，戏中的一首“浏阳河”传遍全国。1953年，该文工团分为省话剧团、省歌剧团、省花鼓戏剧团，这就是我们省花鼓戏剧院诞生之日。它一直深入基层、深入到整修洞庭湖工程、农村改革的前线。火热的基层生活使我院创作了大量的表现新时代风貌的现代戏，如《姑嫂忙》《三里湾》等。1958年，《三里湾》被选进京参加全国现代戏座谈会，1959年，剧院还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 　　我很小就参加了文艺工作。因为父亲在剧院工作，看戏是最方便不过的了。我看的第一个花鼓戏是《湘江怒潮》，我被剧中小芳的表演深深感动了，向妈妈要了一角钱，买了两个饼子送给演小芳的小演员，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她一样登台演出。 　　13岁的那年，我终于踏上了这块肥沃的土壤――参加了省花鼓戏剧院少年演员训练班。我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因为龚谷音老师要出差，要我顶替她演的角色。我既激动又胆怯，连晚饭都吃不下。老师们帮我化好了妆，锣鼓一响，我却傻了，僵立台边，被老师一喊才清醒过来，慌慌张张，糊里糊涂地演完了这个戏。还好，没错台词，老师们表扬了我，我却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急急地逃跑了，我当时真感谢那些没把我轰下台的观众。 　　我从湖南戏曲学校毕业的第一次任务是参加电影《烘房飘香》的拍摄（它是与《补锅》《打铜锣》同一个晚会的节目），导演挑选我饰演女主角林里香。刚出学校门，当时我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但一和老演员配戏，就露出了稚嫩的表演功底，影片中有一个林里香受委屈流泪的镜头，导演怎么启发我也哭不出来。他只好要我点眼药水，这下可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一下子伤心地哭了起来。摄影师赶紧抢拍了这一镜头。这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记，我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后来，这部影片在“文革”中被打入冷宫。“文革”虽说是历史的倒转，但我们的年龄并没有倒转。最好的年华，没有好戏可演，下放农村、结婚、生孩子、带孩子，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演出才走上了正轨，也才给了我不断探索的机会。我饰《野鸭洲》中的红菱、《三里湾》中的灵芝、《牛多喜坐轿》的杜鹃。观众像发了狂一样的看我们演出，我们每天演两场，甚至三场。没有补助，没有奖金，我们心甘情愿，不觉得累，看到那么多观众，看到那么轰动的场面，看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我们哭了，笑了，陶醉了！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艺术家的价值。 　　阔别了14年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与我们见面了。这次拍《野鸭洲》，我已30多岁了，上次拍《烘房飘香》，还只有19岁。电影导演仍是徐丹，舞台导演仍是张间。我的表演要成熟多了，自己可以创造角色和把握人物，也不要点眼药水了。这是一个反映农村机械化的戏，两个拖拉机手之间对待事业、爱情、人生观不同态度的戏。我们曾去我省的常德河伏农机站体验生活，与那里的机手、农民交朋友，打成一片，有些演员还学会了开拖拉机。深入生活的结果，使我们塑造的人物具有乡土气息，鲜灵活现，栩栩如生，我所扮演的红菱像个热水瓶：外面冰冷的，心里滚烫的，既爱那个机手，又恨铁不成钢，我将这种矛盾的心里融于唱腔之中，化于行动之上，如对他捏拳头、甩手表，虽说是男性化的动作，中间包含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爱。这部彩色电影拍成后在全国放映，海报上有我的大头像，好多剧团来向我们学这个戏，如河南豫剧、越调、广东琼剧、湖北楚剧等。这个戏剧场效果相当好，全剧笑声不断。有一次参加全省会演，那些爱挑剔、看戏不动声色的同行们，比普通观众还要激动，他们在前俯后仰的笑声中欣赏我们的演出。他们也将这个戏搬回去，在自己的县市演出，同样引起轰动。我们剧院断续演了3年多，许多唱腔录入今天还在放的花鼓戏盒带。 　　在建国30周年的北京，我们剧院送去了《三里湾》。这是1958年在北京参加过现代戏座谈会的戏，原来的演员大多都换了，我饰演剧中的女主角范灵芝。在京的演出反映热烈，中央首长谭震林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以及肖克、张平化、毛致用、廖志高、李瑞山等领导同志来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到会领导同志及专家都一致肯定花鼓戏《三里湾》忠于原作又发展了原作艺术特色，乡土气息浓郁，喜剧色彩强烈，人物形象鲜明。对我演灵芝“三丢三抓捻玉米，明知故问看闹钟”的表演给以肯定，中国戏曲学院著名表演教授李大可称我为“现代戏表演明星”。 　　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时，我们剧院给北京送去一台大型花鼓戏《牛多喜坐轿》。这个“牛多喜”历尽风风雨雨，与它那命运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