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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脉 　　 我的父母既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任何公职，都是普通农民。但他们身上那种敦厚善良的思想品质、谦和待人的处事方式、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父亲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他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过一些孔孟之道，加之受爷爷、奶奶的教诲，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他讲孝道，每年大年初一都要派我到舅舅、姑父、叔叔等直系和旁系的亲戚家里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每年清明节和阴历七月十五日都要带我走几十里路去先辈们的坟上祭奠烧纸，从我懂事到上大学前从未中断过。同时，他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绝不能做忤逆犯上的事情。他讲礼貌，记得小时候叫我去邻居和其他村民家里借东西，出门时总是要叮嘱我，见了老人要叫爷爷奶奶，见了中年人要叫叔叔婶婶，见了年轻人要叫哥哥姐姐，绝不能白搭话。上学后，他嘱咐我见了老师要听老师的话，做一个好学生。参加工作后，他嘱咐我要尊敬领导，礼貌待人，见到大队干部、老人来访时，要让座、倒水，骑自行车在路上行走见到长辈，要下车问候，绝不能自高自大。他讲诚信，对生产队交给他的任务，无论当食堂管理员也好、当出纳员也好，还是为集体到城里卖菜也好，他都丁是丁、卯是卯，忠诚履职，注意办好每一件事。对答应别人的事情，无论困难再大，也要努力做到，决不食言。他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决不要做偷奸耍滑的人。 　　 父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不是村队干部，也不是党员，却经常当生产队的义务调解员。谁家婆媳不和了，要找他进行搓和;谁家儿子不孝了，要找他管教;谁家邻居间闹矛盾了，要找他化解。记得小时候我家夜里隔三差五就是一伙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甚是热闹。父亲或是侃侃说理，或是循循善诱，或是严厉责骂，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他是当地有名的“红娘”，邻居家儿子看上哪个姑娘了，就请他去说媒;亲戚家儿子年龄大了，找不上媳妇，便求他给找对象;村里哪个姑娘属意于哪个小伙子了，就通过其父母请他想办法去给男方家提醒。遇到这种事情，他总是不厌其烦、不计报酬、不辞劳苦去做工作。据我所知，老家那一带通过他成就的婚姻大约在一二十对。他是个很关心人的人，记得他给我们讲过，“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那个年代，他在城里给生产队积肥，有一天下午，他看到一个熟人往西河坝走，表情也不大对劲，就赶上去了，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因家庭成分不好，历史上又有点说不清的“问题”，正在挨批斗，思想上想不通，准备去自尽，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就死磨硬缠地把这位老朋友请到自己住的地方，比前比后讲道理、说利害、做工作，终于使这位老朋友断了自寻短见的念头。 　　 父亲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十几岁就离开母亲，独自一人到城里去闯荡，先后给人当过学徒、卖过水、做过小摊贩，最后成了一个开豆腐坊的小老板。新中国成立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由于表现好，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先后担任了民兵排长、连长、街道办治保主任。在我出生的那年，他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全家人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这一点一直受到母亲和子女的埋怨，但父亲当时作出这个抉择是顺应社会潮流的，是积极向上的。到农村后，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当劳动者，他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力所能及地干好每一件事，从而赢得了村民们的普遍尊敬。 　　 母亲是一个宽厚的人。她没有念过书，但深深懂得做人的道理，经常教育我们要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要帮人、不要害人，与别人产生分歧、闹矛盾了，不要先找别人的不是，要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记得有一次，我被同村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打得胳膊脱了臼，疼得我直哭。回到家后，母亲只是想办法找人治疗、安慰我，并没有上门去找人家的麻烦。她对亲戚们很厚道，父亲姊妹们多，从我懂事起，每年冬春季节都有姑姑、姑父或其他亲戚来我家吃住，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弄得家中的口粮常常不够吃。每到春天，父母亲就要去东挪西借，以度过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尽管这样，母亲对亲戚们总是笑脸相迎，好吃好喝相待。她对邻居们很宽容。记得小时候，我家的邻居是河南移民，好多事情不会做，经常到我家借东西、找油盐酱醋，只要家里有，母亲每次都满足他们的需求。谁知道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这家家长却恩将仇报，暗地里说了我父母好多坏话、挑了不少是非，使我家遭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家人已搬回河南好几年了，其小儿子当兵复员后没有地方吃饭，很可怜，母亲看到后，又把他叫到我家吃饭吃了好长时间。 　　 母亲是一个老实人。她说话不多，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妄言。她为人很实在。对邻居她十分大方，对朋友她热情帮助，对亲戚她倾其所有，对亲人她全身心关心呵护。母亲的亲娘死得早，跟她长期在一起生活的是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