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doc

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青春期从英美文化开始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的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