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然而止的姻缘.docVIP

戛然而止的姻缘 　　订婚证书也称订婚文书、婚约、婚书。民国时订婚又称“议婚定亲”或“成婚约定”，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订婚。作为男女双方未正式办理结婚证书前的最重要环节，订婚证书的意义非同寻常;因只要是签订了婚约，婚姻关系也就被双方亲属及社会所承认，即便是未举行婚礼仪式也具效力和约束力。订了婚也就意味着具备了婚礼，只差未举行公开的仪式了。 　　怎样一份证书 　　本文展示的订婚证书（图1），尺幅较大，长51.8厘米，宽38.2厘米，厚纸，彩色套印。婚书内的吉语为：今由 先生介绍谨詹于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上午 时在 举行订婚仪式 恭请 先生莅场证明 从兹缔结良缘 订成佳偶 志同道合 早经牢系赤绳 意洽情投 行看永偕白首 花好月圆 欣燕尔之将咏 海枯石烂 指鸳侣而先盟此约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谨订。（图2） 　　据悉此种订婚证书系由上海龙凤集团结婚社印制。此类新式结婚证书和订婚证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商办集团结婚运动，后发展到全国各地，每份时值一块银元，价格不菲，实因为除高档印刷制作的工本费外，还包含有40%的印花税在内。在当时直至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订婚证书和结婚证书一般都是在店铺购买，尔后由家族中较有名望的长辈或是经当地德高望重的族人用毛笔填写，到场的则有男女双方和父母、介绍人、证明人以及亲朋戚友等;婚书则一式两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 　　订婚证书上写有准新郎陈全喜和准新娘谭菊梅的姓名（注意两人名字的排列方式，男方比女方的起首要高且字体要大，系典型的体现男尊女卑风俗的旧式书写规范）、籍贯、生辰八字，以及订婚人、证明人、介绍人和主婚人的手印与私章，证书发生日期中华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五月十三日。按民国早期的习俗，主婚人一般是男女双方的父亲，后随着西风东渐和新式文明结婚的影响，遂演变为男女双方的父母;而证婚人大多是选择双方家族中的德高望重者。 　　准新郎陈全喜的生辰年月为民国甲戌年五月二十一日（即1934年5月21日），年龄时近16岁;准新娘谭菊梅的生辰年月为民国戊寅年八月十八日（即1938年8月18日），年龄还不足12岁，按旧制属于当时非常普遍的早婚。民国时期的《民法?亲属编》规定了男女双方最低结婚年龄为男18岁、女16岁（某些地方政府另行规定有男17岁、女15岁），但相对于国民沿袭已久的早婚陋习，其制定的法定结婚年龄几乎不具效力;加之当时婚姻的实质形式是仪式婚，即政府并不直接介入，而认可规定只须举行公开结婚仪式以及有两人以上的证人则合法生效;至于对证明人的要求也没什么特别规定，认可具有行为能力且愿意证明即可。 　　然而，与此美好姻缘协议极不相称的是，在框形订婚证书字体的下方用毛笔书写的“解除婚约”四字和钤印（图3）以及包括盖印的位置非常醒目，顿觉令人迷惑。为确定是否系人为乱添或是自行毁议，笔者特将其“约”字（图4）放大并经仔细辨别后，确认是在先写后盖的情形下产生。此外，订婚证书的背面中间位置有一竖式加盖的朱红色编号000021（图5），与正面大印朱红色印油相同，说明当时办理的退婚（或离婚）事件应是该地区认证的第21例。 　　值得说明的是，民国年号内的干支纪年只有甲戌年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和戊寅年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而无戌寅年。因戌戊二字很相似，订婚证书中将女方的生辰年月戊寅年的“戊”字多写了一点变成了“戌”字（图6），这是一个不小的笔误（意味着将女方的生辰八字写错了）。另外还少了一位证明人吴吉源的私章或手印，估计当时没有章或是不便再按手印了，因上面所按手印都是订婚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的（在民国婚书中此种少章少印的情况也不少）。以上看似问题不大，但对于形式要求庄重严谨的婚书中出现这两处失误或许已隐喻出了不完美，即喻示着尔后的婚约解除。 　　为何戛然而止 　　纵观此订婚证书，己按传统礼仪定成。从湖南省地理位置图上察看，华容县到麻阳县的直线距离约有320多公里，中间还阻隔着广袤的洞庭湖，一路崇山峻岭，江湖交错。按理说这段旧式姻缘应属不易，为何会发生变故戛然而止呢？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即是《婚姻法》，于1950年4月30日颁布，5月1日正式施行。本文中的订婚证书发生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5月13日，距新《婚姻法》施行仅13天，这里不排除因山高地远、信息延迟而被滞后执行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湘西的土匪为害尤烈，当时的麻阳县隶属于沅陵行政管辖区，负责大湘西剿匪任务的是以第四十七军为主体建立的湘西军区，即是以沅陵为中心而展开的向湘西14个县境内的各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此，出于当时非常复杂的特殊环境，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对新《婚姻法》的贯彻实行则更加艰难。 　　新《婚姻法》明确提出了婚姻自由，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