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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失语之初探 　　摘 要：批评失语症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对批评是否失语学界聚讼纷纭。批评长久以来和文学共生共长，但其自身所具备的理论潜力和理论增长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批评失语的现状和原因，发现批评理论中批评经验建构环节的漏洞。 　　关键词：批评失语；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建构 　　批评，长久地和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阐释和评价隐藏在艺术家创作中的内部意义。正如艾略特认为“我说的批评，意思当然指的是用文字所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1]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阐释狂欢”在西方得到普片认可和充分发挥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批评在长久地评价文学的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对理性的需求。别林斯基对批评的理性要求颇有见地，他认为：“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则是有感的认识”[2]。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引起批评界的广泛讨论：中国批评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是否具有独立性？我们认为，批评通过对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考，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当然，在批评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疑惑、不解，甚至阻滞。 　　一、批评失语的提出 　　曹顺庆在其论文《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把“失语症”一词推到学界面前，他用“失语症”概括中国文艺理论在21世纪初的生长状态。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与中国传统理论话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近乎断根。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脱离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就几乎没有办法发声，活生生变成一个学术的“哑巴”。这种理论话语的失落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不仅表现在现当代，在古代文化研究上也是同样的境况：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当我们开口说话时，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陈洪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3] 　　陶东风认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失语”、“缺席”，只是国内学者太过于把“他者化”绝对化了，并没有意识到绝对的“他者化”是完全不可能的。[4]西方话语系统在阐述中国文学时出现的不准确、不对味甚至不合榫的状况，探究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别。季羡林认为，糅合中西方文论话语，形成一个“杂语共生态”的方法是完全办不到的。[5]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失语”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焦虑和迷茫心态的变相表现而已。[6]“失语症”乃至“重建论”的提出究其根本是自恋情结的现代反映。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呈鱼贯式涌入中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的思考，西方理论在阐释国内多样文学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生命力，有效地推动了国内文艺理论、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在西方理论的阐释能力、张力的震慑下，缺少冷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大炒卖。杨乃乔认为，正因如此，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繁荣又蒙上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色彩，潜藏着一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危机。[7] 　　二、批评失语的特征 　　我们认为，论证两物之间存在差异或者是背离，必须首先厘清差异或者背离的标准。那么，论证中国话语体系是否存在“失语症”首先要明确“失语”的标准，或者说，发掘中国文论“失语”所参照的对象。只有在方法论上明确方向和对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的问题。 　　其一，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面前的失语。陶东风认为，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诗意”生存的失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工业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也不能通过复归传统文化来返回“本真”。[8]中国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论话语“赋比兴”、“美刺”、“思无邪”、“主文而谲谏”、“泻导人情”等被选择性地放弃，同时吸收并改造“灵感”、“形象思维”、“反映”等西方文论话语。现代话语体系和古代话语体系的反叛、对抗是必然，二者在对抗只是一个单向面。两者在多维互动中形成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的“圆形批评”。如此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有“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话语纳入中国话语体系。若强行以古从今，以古适今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正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现代并非平地而起的没有渊源的运动。‘现代’，包括现代文论，是在吸收古代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现代’精神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它的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兼收并蓄性。如果‘现代’精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