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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本身也是美文 　　用“白马湖”式的笔触研究“白马湖”文派，是朱惠民先生有意识地追求，也就成了他的特点，悦读朱先生“白马湖”化的大作，便能咂摸出“白马湖”的清幽。 　　按说，我对“白马湖”派散文家的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并不陌生，我在研读京派海派散文的时候，就曾近距离地关注过白马湖派的一些散文家，但充分认识他们的“白马湖”文派属性及其“白马湖”文派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个性，却是从朱惠民先生的论著开始的。然而，从京派海派散文研究的视域回避不了这些作家，也说明着“白马湖文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存在，而是有其特有的渊源与绵延。从大的属性上考量，“白马湖派”散文应属于中国现代性灵文学的范畴。性灵文学重个性与自我之心灵，是对举于“载道”文学或政商文学等功利文学的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五四”时期的性灵文学整体上附属于启蒙，而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白马湖派”散文则已卓露出个性张扬的特色，加之白马湖风物文化空间影响暗示下的区域性特征，使得“白马湖派”散文成为一种特异的存在。 　　中国现代性灵文学大致以周作人为起点，随着文学中心的变迁或散落经历了如下形态：上世纪30年代，北京（北平）因失去政治中心地位而使话语言说环境相较宽松，性灵散文遇到了难得的生长机遇。性灵散文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北平）的发展分前后两期，前期多有所寄情，代表人物如俞平伯、废名、徐祖正、徐玉诺、梁遇春等。后期偏于内倾与审美，是“纯正”文学的发展路向，代表人物有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等。而同一时期发生于上海的，受周作人影响了的，以林语堂为精神盟主的性灵文学则显示出海派文化影响下的复杂性，但究竟又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工商性色彩浓厚的海派散文。上海的性灵散文整体上有着贵族化的倾向，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或者说“逃避”彰显的是一种与政商功利文学的对举。性灵小品对政治文学的拒斥，凸显了其自身的自由、活泛与真实人生的亲近及闲适幽默的个性。这种近情的日常性对接了海派文化中“世俗”的一面，使其不至于悬空而高蹈。性灵小品对商业文学的远离，则又接续了海派文化中“阴柔”的雅传统，使其一直保持着高贵的一面。代表人物主要是论语派文人即林语堂及林氏刊物聚拢来的文人，以及1940年代围绕《古今》《天地》《风雨谈》的一些文人。如果说，北京（北平）的性灵散文更多地警惕于政治文学，那么，1930年代上海的性灵散文则同时保持着与政商文学的“距离”。抗战爆发，文学中心散落，严峻的现实使得中国大陆性灵文学不免现出凋零之象。但南下香港的现代性灵文人如叶灵凤、徐?等则把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上海的现代性灵文学带到了香港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港岛当代都市散文的生成。 　　如果把“白马湖派”散文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性灵散文的发展链条中考察，我们会发现，“白马湖派”散文是新文学散文创作最早的拓荒者，也是最早一批平民化的性灵散文（其实，只要真正做到了平民，自然也就属于现代性灵的一路）。他们有着周作人的清淡与亲切、平实与外露，与周作人一道，比之北京的“语丝派”，似乎更早显示出“启明风”与“鲁迅体”在现代文坛的双水分流之势。白马湖派文人与“语丝派”有着联系，但却存适于白马湖的时空，这真像是“语丝派”的周作人等在白马湖开的一片“私田”。而在散文文体的“美”与独立性上，“白马湖派”散文又是甚于周作人的。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五四”时期散文创作虽已意识到散文的抒情与审美，但并没有做到散文文体向文学的真正提升。往往记叙、议论、抒情三位一体，结构零碎松散，多为随笔。而“白马湖派”散文对散文文体深层审美价值的重视与上世纪30年代年轻一代京派文人直接对接。“自我”性灵的重视与讲堂上的需要使得“白马湖派”散文追求着散文文体的独立。将自我内心的世界体验，“置于真实的天平上”，力求美的升腾。其散文文体的独立意识虽比不上上世纪30年代何其芳等的鲜明，但创作上的实绩却是明显的。正如朱惠民先生所说，其散文的“求美”、“求善”、“求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在实际上，先于上世纪30年代以何其芳、李广田、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方向的京派散文，纠正与反思了“五四”新文学对“启蒙”的倚重而遮蔽了于“文学”的完成。 　　从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及性灵散文的发展链条中观照“白马湖派”散文，朱惠民先生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不仅有着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而且更凸显了现代散文文体史的意义。 　　综观朱惠民先生的“白马湖”散文研究，其突出的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文以适用，安身立命。无论是“白马湖派”散文家的美文，还是朱惠民先生随笔性的研究文字，我们都能感觉出很强的“适用性”意义。这种“适用性”当然不是有目的的“功利性”，乃无“用”之“用”，是立于完美文格基础上的化用。“白马湖派”散文是白马湖派文人讲堂上的产物，或者说是施教者身份规约下的散文创作。虽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