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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武汉社会教育探析 　　【摘要】抗战初期，武汉因其地理优势成为战区民众的暂时栖息所。对这些民众进行战时教育，设法提高其抗战积极性，发挥其抗战力量，需要靠当地的社会教育来实现，这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和核心内容。也正因此，它具备了许多“战时”特点。虽然其实施不过一年，但由于男女民众和儿童的广泛参与，不仅增强了抗战力量，直接促进了民众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的提高，而且提供了有用的劳动力。尽管国民政府试图将其纳入一党专制的轨道，但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抗战初期武汉社会教育团结了各阶层民众联合抗战，而它本身也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抗战初期；武汉；社会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肇始于19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该理论于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民国建立后，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社会教育司开始，社会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学术界，社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身体健康的教育活动，它包含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一切教育活动；而狭义的社会教育，是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一切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它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从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社会教育当属于后者。因此，本课题所指的社会教育即是对家庭、学校教育以外一切教育活动的通称。中国抗战时期，因其时代的特殊性，使社会教育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中承担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体现了更为鲜明的特点，这也构成本论文的中心问题。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致使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朝不保夕，在这紧急关头，国民政府只能沿长江西撤。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重镇武汉，随着中央机构和许多重要人士的迁来，一夜之间俨然成为中国战时的临时首都，人们惊呼，保住了武汉，也就保住了中国。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区广大背井离乡的难民、失学的青年和流浪街头的难童纷纷来汉，作为他们的暂时栖息地。如何安置他们、教育他们，解决其吃饭问题，同时使其成为抗战积极分子，这些问题成为抗战初期摆在中央、地方政府和武汉三镇人们面前的艰巨工作任务。武汉的社会教育工作也因此在之前发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一、国民政府的社会教育方针及政策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教育人士纷纷提出改革教育，主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让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而初中以下学生及未及兵役年龄者，则变更课程，缩短年限。对此，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建国’应同时并进，而教育尤为建国之基础”，通过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充实战时的国力，以奠定建国的基础，增强武力，以期一方面克敌制胜，一方面建国强民，适应战时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富有活力、富有前途的现代中国。”之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关于教育的有四条：“（1）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2）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的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3）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4）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据此，对于社会教育而言，国民政府也自然要将其纳入战时轨道，加强民众教育，增强抗战力量。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推进战时民众教育。 　　1938年3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工作团工作大纲》规定了社会教育工作团的实施目标是：“1、唤起民众民族意识；2、灌输民众抗战知识；3、坚强民众抗战意志；4、训练民众抗战技能；5、充实民众基础知识；6、增进民众生产能力。”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社会教育的功能作了调整，一是发挥社会教育动员民众抗战的作用；二是适合战时生产的需要。 　　《大纲》同时要求，“社会教育工作团应在适当地点设立民众学校，办理成年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设立儿童教养团，或在民众学校附设儿童班，招收失学儿童”，以推行义务教育；实施妇女教育、难民教育、伤兵教育、战时训练等。这就成为抗战初期中国战区和大后方实施社会教育的行动指南。 　　由于战时许多学校遭破坏而停办，加上不少学校自发地向后方转移，大批学生失学，或筹措盘费跟随学校背井离乡。为了避免学生的流失，国民政府不得不采用行政力量，强迫因战争而失学的民众就近入学。1937年8月，教育部规定“各县市除设置县市强迫入学委员会外，还应分区设置区强迫入学委员会，主持强迫入学事宜。”而施教机关，以民众学校为主，“分专设附设两种”，除专设学校外，“各级学校应一律附设民众学校”，且必须发动知识分子，鼓励学校教员、公务员、大中小学学生任教，“必要时，并得利用行政力量征调之。”而且明文规定，第一期先将16岁至30岁的失学民众强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