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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无理论？ 　　有时候与一些写作者聊散文创作，或者看一些散文方面的研究文章，时时会听到见到这样一种论调：散文没有什么理论。我知道他们这话的潜台词是：小说有成熟的系统的理论，散文只是有一些零星的看法，没有什么系统的成熟的完备的理论。那么散文确实无理论吗？ 　　对此，我一直不敢苟同，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确实还是有一批散文研究专家，也有一大批散文理论文章，也是颇成系统的，那么这样的论调是从何产生的呢？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从西周到晚清都是“诗”“文”并行，并一直繁盛无比的国度，古代文论在论及文学的时候，一般总是将“诗”与“文”放在一起来谈的，如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谈到的，从孔门一派对于文学的阐释开始算起，历代文论在讲到“诗”的时候，也是在谈“文”，或者更多侧重于的是谈“文”，而这个“文”多指散文，却并不包括所谓已成系统的“小说”理论在内。因此，对于那时候的文学理论而言，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小说无理论”，而不是“散文无理论”。孔子虽然认为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它毕竟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是“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在古代，小说一直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所以小说没有什么理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关于散文及其理论却恰恰相反，呈现着几千年的蓬勃发展，即中国古代文论谈文学传统，谈得仅仅是诗歌和散文两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之道，对于如何写小说这个话题谈得倒是极少。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在中国，如果有谁说“散文无理论”，倒不如说“小说无理论”，或者说“小说无中国文学理论”更为合适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散文无理论”这样一种论调呢？我想只是因为中国一部分批评家和理论家或者作家的眼光似乎短了些，一谈文学，似乎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了一个起点和开端，把从西方传过来的所谓小说理论代替了全部的中国文学理论，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就像前面说的，从一开始就诗文并重，其中的“文”，包括了如《论语》《孟子》《庄子》这样的诸子散文，以及如《左传》这样的历史散文；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加上汉代的大小赋的兴盛，使得“两汉文章渐富”，“辞章之学兴”（《文史通义?文集?诗教》）；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精神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唐宋古文运动这样影响深远的散文革新运动；明代散文，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到了清代，出现了桐城派这样主导文坛一百余年的散文流派，跨度从1668年出生的方苞，经过刘大??，再到1815年去世的姚鼐。从这样一个脉络看来，中国散文以及散文理论一直很受重视，不仅创作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对古代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探讨的也是代不乏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河流中，对于中国散文的内涵、对象、范围、练字、造句等理论问题，是有相当多的篇什来加以论述的。比如对于文体问题，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就一改在先秦、两汉都笼统称为“文章”的说法，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把有韵的韵文作品叫“文”，把无韵的散文作品叫“笔”，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谈到的：“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且，从那时开始就有了“文笔之辨”。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今天说的“文笔”好，不是说“小说”写得好，而是说“诗文”做得好，现代的作家理论家对此倒是给弄混了，好像首先是来说“小说”的，这似乎是无知的表现吧。而且，从唐宋古文运动以后，一直到清末，古代文论中对所谓的“古文”的探讨，更多的是对于散文的探讨。如此说来，怎么能说“散文无理论”呢？ 　　大家知道，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情形下，在东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在“打倒孔家店”的极端文化背景下，我们才对散文与小说的同体分类有了明确的划分，将小说的地位抬升到了散文的前面，而且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趋势越来越盛，对于小说的强调也越来越厉害，由此慢慢形成了对于中国散文进行挤压的态势。回望这一过程，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时候，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漠视或者掩盖，就似乎成了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而且，其中似乎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散文也像中国小说一样，试图在西方的所谓散文理论中来建立，于是才出现以西方的“散文”理论为主要尺度和创作标准的中国散文概念，这也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其中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在残缺的西方散文理论的影响下建立完整的中国散文创作体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出现了“散文无理论”的论调，一直持续至今，可谓大谬矣。 　　对此，早就有学者进行了反思，比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