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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插图的前世今生 　　上个世纪50年代，文学插图被看作是同胶片影像、手工刺绣一样的大众文化，是帮助文字抵御时间侵蚀的保鲜膜。在不断有新技术为传统创作增砖添瓦的现在，文学插图也将焕发新的活力。 　　2014年12月10日，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在沪正式揭晓获奖名单，共评选出文学、影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5个领域的终身成就奖12人。其中，美术一项颁给了93岁的画家贺友直。 　　贺友直，近百年国内最有代表性的白描人物画家，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他把中国古代的白描艺术从传统里挖了出来，用以表现当代的百姓生活，提供了一部老百姓形象的画史。同时，这位在通俗画界名声响当当的老画家一生也在不断进行着文学插图的创作。 　　2005年，海派作家程乃珊创作了一部散文集《上海FASHION》，30篇文章配以贺友直的45幅插图，让上海昔日之“Fashion”跃然纸上。文中有一节以调侃的文字写到上海女士的“作”，旁边的书页上，贺友直用寥寥数笔画上了一位穿旗袍的女子，攥了手绢斜靠在椅背上掩面而泣，各色皮鞋踢了满地，却依然保持着两腿交错的优雅坐姿。静候在侧的男士一手提一只高跟鞋，笑得一脸无奈。画上还题字数行：“作囡手里三张牌：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一个“作”字表现得意趣全出，与文字相得益彰。 　　贺友直一生所作插图不胜枚举。上个世纪60年代，贺友直为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焰三部曲”之《火种》所配的插图，以及在儿童文学《蟋蟀》一书中所画的插图，虽然风格都不尽相同，但均为文字表达增色不少。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文学插图被看作是同胶片影像、手工刺绣一样的大众文化。由于文字是抽象的艺术，而插图恰好能为读者将抽象转换为具象，那时像贺友直那样在不断尝试用插图来诠释不同的文学作品的画家不在少数。 　　贺友直是因为连环画而并非插图被世人所知的，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以儿童漫画、音乐文学著名的丰子恺，鲜有人知他走上艺术道路其实也得益于文学插图。1924年，朱自清曾以丰子恺的两幅小品画作为他与俞平伯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的封面和插图，此后丰子恺创办《一般》时，就常以自己的小画装饰刊物。除了专业画家，一些文学作者也为插图的发展做出过不少的贡献。力挺插图艺术的鲁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倡导了新木刻运动，不仅向国内青年推荐国外优秀插画家作品，还托人在苏联大费周章地寻觅小说插图，并且曾指出“过去的小说不论如何写实，时代风尚毕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风衣、女子的高髻、时髦的马拉篷车……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曾亲自为自己的《朝花夕拾》创作了插图《无常》，可见他对插图艺术的喜爱与重视。 　　20世纪50年代，文学插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黄金时代”，为《孔乙己》、《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创作插图的程十发、以奇趣风格创作了《十日谈》、《神笔马良》、《水浒》等插图人物的张光宇等，都是此时炙手可热的插图画家。早在1919年，张光宇就被推荐到《世界画报》做助理编辑，每期刊物都会出现他的“钢笔画”和“谐画”，1931年，张光宇在为邵洵美的《小姐须知》绘制插图时，叶浅予就曾慧眼识才地感叹：“宣传张光宇刻不容缓。”这些艺术大师创作出来的文学插图在那个年代被当做和文字同等重要的存在。 　　事实上，文学插图在国内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朝简帛上的原始手绘。此后，插图是以版画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到了明清时期，图文并茂的戏曲小说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木版插图出现鼎盛。遍布全国各地的刻书行业，形成了各自地域的不同风格。对于这些各地的书肆、刻坊来说，插图的画艺、雕工最是彼此间比拼的重点，不少大师级作品也在此时诞生，比如明末陈老莲所作《西厢记》绣像，清代改琦、王钊等画家陆续创作的《红楼梦》配图等。 　　尽管如此，常年以来，普通大众对于插图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它只是文字的“配角”上，甚至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图像的存在，从而限制了文字本身的想象空间。尤其文革时期，国内的图书出版事业受到极大的限制，文学插图艺术更是几乎十年空白。改革开放以后的近30年，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占据人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宣告着“读图时代”的来临。但讽刺的是，在这个人们都习惯高呼着“无图无真相”的年代，文学插图却被列为了“过去式”的小众文艺，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需要。文学插图发展至今频频“遇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10年来新的绘画技术对传统艺术的冲击。 　　2000年，贺友直曾赴法国安古雷高等图像学院授课，第一天上课就引发了一场“风波”。贺友直徒手画了一张自画像，把台下学生都“镇”住了。“因为他们都不会用手画画，学校里教的是电脑画图。”后来贺友直自己在课堂上边画边教，很快把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吸引过来围观。如今在国内，不少年轻人成为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