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来面目.docVIP

文学的本来面目 　　谁也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圣殿已经在经济洪流中倾圮，文学行业被底层化，边缘化。如果一个人要标榜自己是文学青年，那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文艺青年”常常是被调侃的对象。青年们大都把目光投向了别处，有成就的作家也转行的转行，隐退的隐退，只有少数还在顽强地坚守。文学杂志发行量锐减。曾经红火的报纸副刊改版成为娱乐+生活+休闲，不再有文学园地。出版社不再热心于文学原创和纯文学，改弦更张搞心灵鸡汤、名人传记、厚黑学、成功学。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家都不再爱文学，这种情形下，谁还有心思谈学术？方法题材、现象思潮，见鬼去吧，腰包鼓胀才是硬道理！我们都从十分艰难境况下走过来，一份大家谈起来都躲躲闪闪的事业，你还能怎样？ 作为省级的文学研究机构，也差点被撤销或者合并。全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省级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所或者合并为文史所。这几年情况好转，有些地方又开始恢复文学所的名称。熬过了惨淡的90年代末21世纪初，文学的种子又开始滋滋地冒芽，竟有一年比一年好的势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2003年开始编写文学蓝皮书（原名《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每年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统计出来照样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文学似乎依然保持着繁荣景象。 　　文学创作从来是个体智思行为，不太需要同伙，也用不着帮手，更不需要昂贵复杂的设备，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几米见方的斗室里创作出来的，大脑+纸笔，现在也就是一台电脑，有没有上网的功能都不重要。同时文学创作又是极其社会化的一个活动，作家的知识结构、气质气韵、价值观念、心理构成、文化选择、审美倾向、艺术感知等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因此它必然还存在着团体效应。谈一个地方的作家大概一定要涉及到当地文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作家、作品、读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视野，多元文化板块的漂移、重组、生成，人的流动迁徙频率加大，社会制度变革下原有的阶层固化结构被打破，这种关联度更加处在弹跳、模糊之中，“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难度加大。文化类型、族群结构、人文地理的时空流转对作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个人感知来自社会，表现对象以人为主体。“原始之力”是创作的根本冲动，“教养”（或“理性”）则让这股力量成型并上升为艺术，这两样东西在湖湘文化中恰好是两块基石。我曾经在《原道精神与巫诗传统对当代湖南作家的影响》一文中清理了一下文化传统与作家的关系。我们知道，历代学者都谈到了湖南民间“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巫鬼、祭祀包含奇异诡谲的浪漫主义成分，湘地文人的内感知及“原始之力”的生命冲动和艺术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在湖湘文化中与浪漫主义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理性传统，或者说最后变成了一种理学精神。翻开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大传统都有最具影响力的本土代表人物。理学精神经过后代学人的经营和改造，逐渐变成“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讲实事求是、践履、不蹈虚。这种传统直接催生出晚清及民国后灿若星辰的湖南人才群。这两种资源还不能截然分开，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作家动笔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识人的本质和结构，以及人与客观实在的联系，这个问题看起来大而空，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必然有一个落脚点。“原始之力”“内感知”都强调人向内心探索的功能，理学精神也讲“反求诸己”，扩充自己内心固有的良知良能。二者其实最后都走到了一个方向。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统天下的时代，湖南作家在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意识到“情”与“理”其实就是水与流的关系，虽然大多数人不一定有理论自觉。在文学创作中两股力量并不一定要对等均衡，美学性趋向和思想性趋向并不是对立的，偏“情”的时候会更注重艺术，偏“理”的时候会更注重思想。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以及湘西作家群，湘西神秘文化中巫诗传统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于前者。周立波、丁玲、古华、莫应丰、唐浩明、王跃文、阎真等作家倾向不蹈虚的现实主义传统，跟他们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有关。韩少功、残雪、昌耀、张枣他们是兼而有之。无论是偏向艺术还是注重思想，文学在意识形态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湖南作家的这种独特的诗学特征使得他们异常抢眼，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作家为中国文学的“内部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政策的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作家开始对艺术本体有一种自觉性，湖南作家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甚至让人感觉不太费力的自然进入文学自觉状态，他们整体性地意识到要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一次深入挖掘，对传统文化资料重新认识和整合，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把握和理解本民族的基本情感。1985年韩少功在杭州西湖会议上一篇《文学的“根”》擎起“寻根文学”的大旗。这篇被认为纲领性的论文，以一个大的观察视角，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的范式转变，他的《爸爸爸》与寻根文学理论相互印证，适时登场，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