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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写出纯朴的人性美 　　史修永：毛老师您好，在当代文坛，您是以煤矿题材创作为起点的作家，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作品获得第一、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和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当时您是怎么考虑从事煤矿文学创作的？ 　　毛守仁：开始写作时我就在煤矿，是在矿山第一线的“开拓队”。在1970年代初，我作为知青去到矿山前线。起初，我是给队里出墙报，用诗歌写一些工友，是速写，后来又给报社投稿。当时，几乎没有文艺版，只有每年的5月23日才有个版面叫“文艺展刊”，我经常在上面投稿，后来我的写作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于是将我调入学校的宣传部门。正好周围的煤矿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有写诗的，比如郑光照，也有写小说的。当时的几任《山西文学》的主编都去过我们的煤矿，也就是现在的汾西高阳煤矿。我们来往很多，形成文学沙龙，有了良好的文学氛围。 　　后来，我的小说《第十二夜》被《小说月报》选载，我去北京的时候与刘庆邦相识，他当时担任《他们特别能战斗》这个刊物的编辑，因为爱好相同就成为了朋友。我写小说的路子被时任《山西文学》主编的李国涛认可，在全省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会上重点作了介绍。大约1983年的时候，山西大同召开了一次工业题材座谈会，《煤炭报》副刊主任程豁前来大同参加会，于是我被邀请参加《煤炭报》的笔会，与煤矿作家们形成了一个熟悉的圈子，互相鼓励，之后就常常约稿，也经常参加煤炭系统的各类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认识了许多作家，例如栾晓明等。之后在广西合山召开《煤炭报》的会议时，《煤炭报》让栾晓明写一篇我的专访，他陪我从广西到重庆，还去了三峡，走了一路，写出了《毛守仁印象记》，得到了庆邦的极大赞扬。 　　我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在刘庆邦的鼓动下开始的。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时，庆邦写信说，你的课余时间，不写小说，可以随时写点儿小随笔散文。从那次通信之后我才开始写散文。 　　史修永：您当时在西北大学是读的作家班吧？那个时候作家班是很有名的。 　　毛守仁：对，我们第一期的作家是从鲁迅文学院整体搬来的，学员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去了西大之后，第一期作家班的成员们也发表了很多作品，现在还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例如我当时的室友，江西作家熊正良。西北大学被誉为“三个摇篮”：石油英才的摇篮、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的摇篮，它为作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之后，煤炭系统又去了两个人，我是第一期去的，第二期是栾晓明，第三期是晓明和另一个淮北的作家。 　　张慧捷：煤矿是一个特殊的生活与生产空间。它与城市、农村的生活相比，有很大不同。机械、单一、刻板的生产，黑乎乎的环境，安全事故随时发生。对于很多作家而言，煤矿（工业）题材不好驾驭，很难有发挥想象的空间。您是用什么样的文学叙事手法处理这一题材的？您想赋予煤矿世界什么样的文学审美形式？ 　　毛守仁：其实，我认为题材对于作家来说不应该是一种限制。我国题材的局限性是受到了苏联文学创作的影响，例如“车间文学”。那个年代把文学的眼光局限在生产环境中，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中。而文学的着眼点应该在人，在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世界，在人的灵魂世界，在人性的本质方面，而这些，与其他任何行业是没有区别的。相反，煤矿题材因为其行业环境的恶劣性和危险性，倒是对更深入地探讨人性有一种特殊的环境考验。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煤矿题材无非是写矿山、矿难、抗灾，给人的感觉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又脏又累又危险，好像生活的全部都是这样。但我们进入的时候观念已经不同了，我第一次写的时候就没有写生产，而是写煤矿工人两地分居时的痛苦，着眼点放在煤矿工人的情感、人性本质上来塑造形象，讲述他的命运、生活态度和情感世界，这些是各行各业共同的，也更加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如果写如何打眼放炮，别人看不懂，也不会对其产生兴趣，而爱情、婚姻、家庭等等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要是写好了就不会受到题材的影响，读者面也宽。《山西文学》李国涛先生对我小说的肯定，就是认为我突破了“车间文学”的套路，以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为主旨。例如，我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且慢，拿起书来，千万别看到煤矿的字眼就扔掉，不妨耐心看两页。看看文字，看看人物，看看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你没有浪费时间。”如果想要走出煤矿，走向社会，就要真正关注人。煤矿其实是很丰富的，各类的人才都有，它和社会的接触面也很大。 　　史修永：在创作上，作家都会写所面临的的共同问题，比如人的命运，人的情感，那生活在煤矿的人对它的理解是不是与在城市、乡村中生活的人有所不同？ 　　毛守仁：因为煤矿工人所从事的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灾难频发，这样就会对人性有更加严峻的考验，人性中的美或者丑以及更加纯粹的东西也会显现出来。当然，如果在创作中没有生活的铺垫，就会使读者缺少共鸣，如果有生活的铺垫，让人感觉到主人公就和自己一样，是有七情六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