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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世界和自我的重逢 　　人的许多行动都将滋养自身，或者败坏自己。人的许多动作、表情、说过的话、写下的字，莫不如此。人的许多行动无论宏大、幽微，皆事关生命的质地。所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式的“桃源”乍现，并非只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世外奇迹，更是深埋在人的众多行动深处的爱欲与真理。只不过，出于各种各样或主动或被动的“功利”考量――衬之以及各种各样所谓的“苦衷”，无数生命早早就被与现世俱来的匆忙与仓皇浸染，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人事过往，他们很少也很难用心去打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一不二法门，反倒如宿命般去堆积更多的匆忙与仓皇。然而，人生命中每一次无意或故意的放过和放弃――那些人，那些事，往往会架起更大的空洞，淘出更深的虚无。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话意味着什么？在《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一文中，张文江先生将之称为“渔人之路”首义，云此深言“极要”，“而能否舍弃一切功利计较，正是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的根本区别。途中人‘忘路之远近’与目的地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忘空间，一忘时间，存在着思想上的相应。渔人之路最终能通往桃花源，这是潜在的基础。”①窃以为，根本中的根本，恐怕还在一个“忘”字，若能依此贯注精力、舍却旁骛，而不是总有一个欲往他处之我，催逼着你中途折返或弃道而行，那么一个人做任何“有大欢喜”之事，岂非就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桃源故事都密传着同一个主题：自我对他者（或“主体”对“对象”）的巨大热情与无限亲近。《桃花源》中的那个“渔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成为“桃花源”中的栖居者，成为“怡然自乐”的“此中人”，也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对世界的“爱情”。退一万步讲，纵然我们所爱并非世界，而那“缘溪之行”也仅仅是自恋自渎，其实质也不过如此，只不过，主体的爱欲对象乃换作了所谓的“自我”，或弗洛伊德所谓之“理想自我”这个隐秘的“他者”罢了。因此，人的许多行动之于生命如同溪流，不充盈，便淘空。写作正是这样的事，而对于一位十分用心的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比如项静来说，其文学研究与评论行动自然也不例外。 　　一 　　项静和我同门，我们都是蔡翔老师的学生。项静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就跟着蔡老师读书，一直到博士毕业。不用说，项静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在给项静的文学评论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作序时，蔡老师说：“把文学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讨论，然后组织我们自己的叙述活动，这样，有可能把叙事弄得很复杂。这不是问题，由繁入简，先是繁，然后才可能入简。学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蹴而就是不太可能的。”②从项静关于读书、写作的种种自述看，对于老师的话，她是认同的。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在许多时候有难度的，特别是当人们将之视为一种极具融通性质的生命行动之时，文学便成了“活生生的具体总体性”的诸般呈现，同时也成了W?布斯所言思想认知、情感实践和审美形式的汇聚之所。就此而言，我们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活动，也自然会要求成为一种复合行动，这样方能与文学行动本身所有的“活生生的具体总体性”相契合。在许多次的师门读书会上，我和项静及其他同门也都聊过类似话题。这一融通复合，无疑将构成许多“对自身有要求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行动的莫大难题。 　　读书人大都对知识有着分外期待，在理想意义上，知识会被视作一条通向个体生命自由与人类整体出口之路，所谓解释世界（自我）、改变世界（自我）是也。然而知识也制造障壁，生产异化，导致压迫，读书人常常冒险涉入经院重围，汲取各种高度理论化的知识，最终却未必都能够如愿以偿，获得自由与解放。其中一大困难，便是如何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如何真正做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进而成为知识的乌托邦中人。这个“贯通”（实践）的核心，自然会越出知识本身，需要求知者在理论（知识）、自我（主体）和世界（各种或幽微或宏大的对象及其牵系）之间建立一种“从根本上有效”的关联，进而安放自身，也安放与自身相关的诸多他者，比如文学文本。毫无疑问，这必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邀约了自我、文本、理论和世界的无限贴近与契合，因此是召唤各方的“爱情”。 　　2004年，还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项静，便发表了一篇讨论陈应松小说《望粮山》的文章，名为《艰难的行走》③，开篇即是一句：“现代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两个不同属性的生存空间，又因其异质性而彼此成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对象。”如今看来，这个句子所动用的语词或概念――“现代中国”“城市”“乡村”“异质性”“想象”“乌托邦”等，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大，有些兀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只见能指不见所指的泥淖。幸好这篇文章里，项静并没有被浮现在表面的“宏大”绊倒，而是很快开始贴着作品中的人物“行走”，开始摸着人物的内心及其命运的骨头言说：余大滚、王起山、小满、金贵……中间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