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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历史、混杂性与二元对立 　　摘 要：l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1812-1870） 晚期的代表作《远大前程》，真实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本文旨在以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从文本历史性、混杂性与二元对立来进行解构，欣赏蕴藏其中的艺术价值及文学内涵。 　　关键词：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历史;混杂性;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臧嫦艳（1979-），女，汉，山东金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王紫荆（1992-），女，汉，山东青岛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远大前程》是查尔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全世界盛行不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远大前程》之所以具有直指读者心灵的力量，是因为它致力于浓度展示人物命运，并以一个人的命运折射整个时代的命运，它既可以被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成为历史;又可以被放在空间的框架下，展示现实。本文旨在以文本历史性、混杂性、二元对立的角度多维性地解读该作品。 　　一、文本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各个层面，系统性地把握文学。Selden认为，新历史主义往往“在文学作品与某一时期的总体文化背景之间建立联系”。作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文本历史性具有“历史意识形态性”，即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没有保存下来的历史文本，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完整的过去。对于研究那些长期处于边缘、受到压制的文本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即成为史学家纂写历史的材料时，它们本身会再次成为对其他文本进行阐释的中介。也就是说，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新历史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格林布拉特的《重划疆界》（Greenblatt amp; Gunn）认为，“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二元对立变得日益模糊，传统的文学文本诗歌、小说、戏剧等与传统上并不属于文学的非文学文本也不再壁垒分明之间的关系日趋模糊，以至于历史与文学的疆界也可以肆意消解。狄更斯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时代生活十分艰苦，工业革命引起英国社会两极巨大分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世界观，除深深的打上基督教的宗教观外，还不可避免的烙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印记。狄更斯通过皮普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它们产生自维多利亚时代，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的折射。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打上时代印记的宗教观既是狄更斯创作的思想源泉，也是理解其文学作品的钥匙。狄更斯避开了对历史文化场景的宏大叙事，反而向我们显示，任何文化文本都承载着某种社会能量并积极发挥作用。狄更斯在小说中有关皮普的描述及他对世事做出的评价，复原丰富了历史真相，并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引入历史，显示了“历史文本化”的趋势，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具备参考价值的历史话语。 　　二、文化混杂性 　　后殖民主义直接的理论语境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远大前程》中皮普过上等人的主要场所伦敦是世界的中心，作为大英帝国罪犯流放地澳大利亚和皮普生活了十一年的开罗仅仅只是一个殖民地，作为西方的从属附庸，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蕴含的帝国意识与殖民话语。殖民地、帝国主义的问题，是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探讨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文化混杂性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首先基于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西方的主流知识界和学术界，一提到工业革命，讲的多半是工业化、市场化、经济与科技发展等问题，回避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正如Selden 所说，“如果未能看见或忽略狄更斯表现维多利亚时代商人的国家与国际的背景，而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这些商人的作用在内部的一致性上，那就忽略了狄更斯小说和时间历史之间的联系。” 　　《远大前程》中，皮普从阴郁凄凉的荒野之地到伦敦，从伦敦又到东方，皮普的生活轨迹从边缘到中心， 再从边缘又返回到中心。“那时，我们不列颠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有人怀疑我们的东西不是人间第一，怀疑我们英国人不是人间第一，这个人就是叛国的罪人。”作为中心的代表皮普看不起作为边缘的代表逃犯，哪怕是自己的恩人，这也影射了中心对边缘鄙视的态度。皮普实现的上等人梦想和一无所有后又重新富足，皆是通过囚犯马格韦契在澳大利亚和在英国殖民地掠夺当地的原材料和一些奢侈品来实现的。正如萨义德所说：“这就是，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