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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下的身份危机 　　几周前的一天早上，我睡眼惺松地乘地铁去上班，目光却很快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一位年轻女性所吸引。她穿着北面外套和人字拖鞋，左脚外侧刺着一个“无穷大”符号，膝盖上刺了一个“爱”字。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穿着T恤和牛仔裤的脏兮兮的家伙，双臂上分别刺着华丽的黑、青色图案，一个似乎是外星人大战的场景，另外一个似乎是有关机器人的爱情故事。在他的左手边，一个挤在凳子末端的男人，正在用大拇指快速点击手机。当他把手翻过来时，我看到他的肘关节上刺着“茉莉花”字样，字的下方还文着日期。 　　而我的身上空无一物。我怀疑我的身上是否少了些什么。列车上每个有文身的人似乎都处于一个年龄段――“千禧一代”，备受争议的一代。如今的人们喜欢流连于社交网络，在社交媒体上交往需要做自我描述，这便迫使人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对于一些人而言，回答这个问题是简单而自由的，只要给他们时间娓娓道来。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选答案如此之多，很可能令他们遭遇“选择性障碍”。无论如何，人们须要确定无疑地宣告自己是谁，无论我们自身究竟是否知晓。 　　成长在快速变化和充满挑战的世界里的年轻人，大多都曾在某一时刻挣扎着想弄明白自己是谁。近来的研究显示，文身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表达，它还帮助人们明确了自己的身份。 　　文身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如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流行。1960年，美国职业文身师大约只有500名;1995年增加到了1万多名。近20年以来，人们对文身的需求持续猛增。据估算，20%的美国人都拥有一个文身，而文身群体中的40%是“千禧一代”。专家认为这不是巧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琐碎、纷乱的世界。”阿肯色州立大学研究消费者行为与流行文化之间关系的教授安妮?韦利奎特说道。她认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方便地重建我们的身份认知”，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世界。 　　1998年，韦利奎特与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人们习惯用文身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认知。事物的快速发展和不可预知性令人们感到迷惑，以至于失去了有助于身份认知所需要的个性。文身便为人们提供了这种个性。文身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稳定性、可预测性和永恒的追求。 　　恒久一致性是文身的特性之一。人们通过人、事、地点、记忆等要素来明确身份。通过与这些要素的关系可以判定我们的身份，然后再把这些最重要的部分拼凑起来形成社会学家所说的“个人神话”。这些“个人神话”包括纷纷扰扰的生活，整合着人们“记忆中的过去、正在感知的现在和期盼的未来”，韦利奎特在2006年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一些人用诸如宗教、工作和家庭来明确自己的身份。另外一些人用诸如房子、车子等物质来明确身份。但是“千禧一代”与众不同，他们没有使用父辈们常用来构建“个人神话”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稳定感和恒久感往往更难以找寻。 　　有文身的人通常不只有一个文身，大约一半的文身者有2-5个文身，18%的文身者有6个以上的文身。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身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它们还是正在进行的“个人神话”叙述的一部分。文身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文身的过程中，人们都会付出一定的牺牲――人们可能“必须”要忍受一段长达数小时的痛苦过程才能获得文身。这段痛苦的文身经历也增加了文身的意义。此外，不同于汽车及房屋等可以被批量地制造出来的实物，每一个文身从一开始就是独一无二的。文身伴随着文身者一同老去，它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文身并不总是人们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工具。文身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当时的美国水手们把文身作为避免被英国皇家海军强征入伍的一种手段。当时水手们所持的保护文件，相当于现在的护照，旨在证明他们新获得的市民身份。但是皇家海军利用文件描述上的漏洞，开始迅速地抓捕他们所能找到的棕发、棕眼水手。而文身具有与胎记和伤疤相同的个性特征，为人们增加了一定的个性特征。 　　最近，曾经在上世纪70、80年代作为不同的亚文化典型标志的文身，已经进化为被主流社会广泛接受的艺术标志。这种转变趋同于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工作和玩乐方式的改变。 　　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生只服务于一个雇主的传统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今天，人们服务于一个雇主的平均时间为4年。雇员付出的是职业技能，而不再是职业忠诚。工作之余，流行文化的多元化使当今世界的人们分裂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拥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小团体。当下这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也造就了不同于上世纪崇尚社会性和集体性的群体。曾经的人们乐于组成大的团体：足球联盟或歌唱团体动辄“倾巢而出”;而如今的微社区居民根据各自的喜好，可能组成一些十分常见的小团体，如跑步小组或唱诗队，也可能组成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团体。 　　在新的格局下，人们的口味和禁忌发生了改变。文身开始变得不同以往，开始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文身者开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