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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的伦理性反思 　　摘 要：横亘在中国儿童电影提升坦途中的两个障碍，一是伦理性关照意识的欠缺，伦理性表达往往停留在过去时、缺少现在进行时;二是商业性的过分强调和对商业回报的盲目追求，而结果是商业性又很不成功，导致儿童电影处于电影产业边缘化的位置。商业性与伦理性其实并不矛盾，只有兼顾两者才能保证双赢，才是儿童电影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儿童电影 伦理性 商业性 　　新世纪以来，整体社会伦理取向主要表现为追求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对于家庭伦理回归的渴望，对于精神的追求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伦理价值的诉求，对于伦理建构的呼唤，其实已经成为时代伦理的价值趋向，这种伦理趋向直接映射在儿童电影的伦理价值取向当中。“不论是少年儿童文学，还是少年儿童影视与戏剧作品，都存在着一个与整个社会‘大文化’背景的依存关系，都存在着一个与成人世界的依存关系。”{1} 　　一、儿童电影的伦理性困局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主要儿童电影生产厂家，独立或联合摄制了一系列儿童电影，反映了时代的主流精神追求，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先后多次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片目，代表性的作品有《娃娃唱大戏》《暖春》《扬起你的笑脸》《无声的河》《妈妈没有走远》等多部作品。应该说，这些作品公映后并非叫好声一片，里面夹杂着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具体而言，在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背景之下，价值选择的多向性、时代转型的焦虑、道德伦理的困惑都有所体现，它们综合叠加构成了儿童电影商业背景之下的伦理困局，在儿童电影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每一部作品的内在文本表达和外部解读的阐释中，我们都可以感触到追求与困惑同在、梦想与现实抵牾的尴尬处境。可以看到在文本设定上，现有的儿童电影取材尚“不能支撑起近年来儿童电影在美学上的追求和思想话题的关切点”{2}。从文本与时代关系上来看，儿童电影在伦理性表达上出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传统伦理价值表达延续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说，这样的儿童电影既体现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承续关系，是艺术家的良心之作;其二，新世纪下新的时代伦理精神有所表现，一些儿童电影传达出了团结、友爱、向善的时代精神追求;其三，时代伦理价值的召唤在艺术表达上的缺位与滞后也比较明显，比如吃苦耐劳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反倒被家长和长辈的溺爱和宠爱遮蔽了。此外，个别作品伦理价值表现出逆时代趋向，与时代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儿童电影叫好又叫座，即商业性与伦理性难以兼顾的现实令人揪心，高票房者没有高质量且缺乏伦理价值，伦理价值内涵丰富者又没有市场，中国儿童电影处于两难的夹缝之中艰难生长。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儿童电影伦理价值追求表现得较为被动，甚至出现为了保证商业的成功，而偏执地远离伦理性、抛弃思想性以及放逐民族性的危险倾向。由于商业的要求对于政治表达进行有意规避，由于伦理价值拿捏不准而被束之高阁。在商业标准唯一、伦理标准缺失的环境下，伦理价值的艺术化表达不是电影的主要追求，因而儿童电影有意消解“文以载道”的艺术天职，甚至消解崇高、消解信仰、消解秩序，充斥着碎片化无厘头的伦理倾向，实际上背离了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诉求以及儿童的渴求。电影给予儿童的影响不是积极向上的精神养料，而是娱乐至上的感官刺激，缺乏思想价值、艺术品位的影视作品唯利是图，一般不在乎心灵的需求而注重欲望的满足与表现。儿童电影应该对儿童负责，拯救儿童电影就是拯救我们祖国的明天。 　　二、伦理价值缺位的主要原因 导致儿童电影伦理价值缺位的偏失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于商业性的极端强调与追捧 电影产业从作品策划生产到发行，在商业流水线上，符合商业价值模式的作品能够适者生存，儿童电影在商业规则下被挤入边缘位置，在商业性、回报率和伦理性、公益性之间，儿童电影难以兼顾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而不计回报的影片生产并不符合电影产业的规则，在儿童电影的扶持与考量标准不甚完善时，儿童电影的特殊性与儿童的心理成长需求容易被忽视。毋庸置疑，将利润作为标准是对儿童电影的误导，儿童电影还是应该将伦理价值放在第一位，如果以纯粹的商业目的进行创作，流毒甚深、贻害无穷。暴力色情元素、消极颓废情绪腐蚀了儿童的精神世界，对儿童的心理成长、人格养成产生着不良的影响。儿童电影更需要公益性与伦理道德评价的介入，近期，中国科学院脑科学博士陆宇斐推出了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剧分级制度――中国儿童影视剧分级标准（1.0版本），其中谈到《喜羊羊与灰太狼》仅适合七岁以上儿童观看，而《熊出没》则只适合十岁以上的孩子。对于电影的分级虽然仍缺乏更准确的标准和科学依据，显得比较宽容与牵强，但也折射出儿童影视伦理混乱的忧虑，同时也显示出民间的力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