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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建构述评（上） 　　摘 要：文艺的人民性，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中国流行开来的一个现代文艺观念、文艺价值取向。然而，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言及文学人民性的声音趋弱。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直面文学危机、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声音再次响起，诸多建构主张各有启发意义，各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几种主张进行简略述评，以期彰显文学人民性批评标准的意义，为文学人民性标准的进一步建构拓展思路。 　　关键词：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7--03 　　文艺的人民性，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中国流行开来的一个现代文艺观念、文艺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研究者热衷于从“人民性”有无的角度检视、评价文艺作品，也对文艺人民性的内涵进行过不懈的探讨。像发掘古代文艺作品的人民性、译介阐析俄苏等国外文艺人民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等，都可以看作文艺人民性观念大行其势的表现。文艺人民性理念的坚守，既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繁荣和光明，也由于一些教条和误解，给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的发展造成过伤害和困厄。“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潮涌之下，文艺人民性的理念逐渐淡化、边缘化。尽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作为文艺的方针、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事实上，从艺术家创作到批评家评论再到理论家研究，以文艺人民性为轴心的局面已经难觅踪迹。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在享受充足的自由空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个人化、私人化、欲望化、本能化、娱乐化、媚俗化等现象。一方面是公众生活中有值得关注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创作出现了脱离现实的倾向，这引起了一些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的注意。一段时间以来创作中出现的“底层写作”流和研究中出现的“文艺人民性”思潮就既是文艺发展历史逻辑的体现，也是文艺发展面对现实问题的体现。 　　新的时代语境下，文艺人民性标准的提出、讨论，属于老话新说。文艺人民性标准的内涵、适用范围、它与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含义及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新的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辨析、界定。也就是说，新的时代语境下，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是需要重新建构的。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概括说来，有五种建构表现值得关注。 　　一、民族特性护卫意义上的人民性 　　2001年，马建辉发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问题》[1]一文，表达了对文学人民性的呼唤张扬之意。他之所以提倡文学的人民性是因为意识到了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后殖民倾向的危险。他虽然承认全球化浪潮对文学的民族性有肯定、加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更担心它对文学的民族性的压抑、降低与解构，认为当前文学领域的全球化现象中有很多“假世界性、伪全球化”的因素，有强势民族文学同化、遮蔽、取代弱势民族文学的嫌疑。为了让我们的文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学的优秀的特色与个性，使其成为一种不可剥夺、不可掩盖的世界性存在”，他来呼唤文学的人民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的人民性是文学的民族性“之根、之魂、之家”。在总结历史上一些经典论述的基础上，他对文学的人民性作出了较全面的界定：“由有着形式的民主性的文学文本话语揭示、体现或流露出来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具有对人民的关怀、纠正与精神提升效果的、渗透于所深刻描述的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种进步的情感、态度、精神或倾向。”这种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把对文学的评判引向了作品，能够避免作者身份、作者抽象表态等因素对作品判断的影响；这种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把对人民的态度引向了真正的关怀，能够规避绝对的民粹主义的仰视和单一的启蒙主义的俯视的二元对立及偏颇；这种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强调深刻地描述现实生活图景，等于对那种轻飘飘、软绵绵、色眯眯的文学创作现象说不，呼唤了深刻、刚健、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 　　像马建辉这样试图通过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来迎接新的时代形势挑战的呼唤，应该得到文学创作者、评论者、研究者们的重视和回应，因为它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隔靴搔痒，因为全球化浪潮确实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存在，因为平等的、多元的、多向度交流对话的、消弭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真正的全球化的实现需要中华这个泱泱大国奉献有自己特色的刚健、深厚的文学、文化产品和文学、文化精神。 　　不过，马建辉对文学人民性呼唤的文章也给我们留下了向其发问的缺口：1、文学的人民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呢，还是文学诸多属性之一种？2、文学的人民性是我们迎接全球化挑战、抵抗后殖民化的唯一出路呢，还是诸多出路的一种？3、文学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