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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的逻辑特点 　　摘要：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四个因素对出版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四大因素的变化发展，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一是由计划型政策向市场型政策转变，二是由硬性管理政策向软性治理政策转变，三是由封闭半封闭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四是由单一媒体政策向全媒体政策转变。 　　关键词：出版产业；政策；演变；逻辑 　　中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和市场化过程一直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难免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从出版业目前的整体层面看，其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选择，这些选择都需要出版管理部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和支持。此外，通过出版产业政策来审视出版业的改革，还可以探索全新的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调动社会各级力量和各部门的资源，加速出版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出版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四因素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四大因素的变化发展，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一、由计划型政策向市场型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党和政府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以及当时客观存在的出版格局，国营和私有出版业共存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台出版政策，既要考虑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兼顾出版业的经济属性。等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和政府迅速实现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型出版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从图书内容审读、纸张供给到图书发行的诸多环节，都完全由国家机器控制，那个时候的出版机构被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其人事、财务、出版业务等各方面皆由政府部门（宣传部、出版局等）进行指挥和管理，完全不用、不必考虑盈利问题。这样，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基本被否定，其主体性基本被抹杀。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业泛政治化色彩十分浓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较快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出版业的经济属性很快凸现出来。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杂志社要实行自负盈亏的文件――《1979年中宣部21号文件》，提出“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①这是我国开始重视出版业经济属性的明确信号。自此，出版业开始启动商业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便以出版物的商品化和培育出版发行市场为主要特征。 　　在1992年12月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作了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要按步骤建立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1994年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在一份关于直属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最主要的是根据出版产业的特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对生产经营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②此文件正式提出了“出版产业”的口号。但是，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缘故，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仍然比较缓慢。直到2002年的十六大，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概念才得以明确界定，这就为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出版机构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出版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自此开始加快。2007年的十七大开始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宏观文化政策，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出版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改革方向。其后，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亦成燎原之势。③在多管齐下的出版政策的推动下，出版业成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发展速度、总体规模和市场化程度都上了一个台阶。 　　二、由管理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出版单位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其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方向及自身利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中国出版业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机构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二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但总体而言，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和政府一直坚持对出版业的可管可控。因此，在二者的博弈中，前者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出版单位的许多权力都是行政管理机构主动让渡的。 　　具体而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出版业的经济属性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其意识形态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我国出版体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转移、从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