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docVIP

新人一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 　　“胡焕庸线”：西北“大开发，大移民”的清醒剂 　　胡焕庸的人―地观有二：一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自然对于人生具有消极限制之条件，人生对于自然亦有积极改造之功能，彼此相互作用”。二是人口分布也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分布为环境所限制，人口之有无、多寡均视自然生产力之强弱而定;人通过对环境的积极改造也影响人口分布，自然生产力之强、弱，亦视人力经营之方式而有所不同。人口分布是人―地关系最综合的体现，也是人―地关系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 　　“胡焕庸线”是中国的自然地理、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分界线，其基本特质是宏观和稳定。“胡焕庸线”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人口地理分界线的稳定性，以及自然地理分界线对人口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彰显自然对人文的“环境决定论”。 　　在20世纪两次以开发为背景的移民西北讨论中，“胡焕庸线”，胡焕庸先生坚持的人口分布合理性的生产力判断，以及“人口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理论，扮演了清醒剂的角色。 　　在第一次（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的讨论中，“移民垦殖”曾被赋予“均衡人口”――东南人稠地狭、西北地广人稀而分配不均的意义，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西北人少地多、大量土地闲置，移民垦殖既可发展西北农业，又可解决东南贫困人口生计的重要性。 　　在胡焕庸先生看来，人口分布与地形、降水关系十分密切;人口疏密不同之原因，“绝非由于偶然分布之不平均，盖完全由于各地生产力之不同”。是故，由单一人口密度判断得出的结论“非狂即妄”，西北地广人稀、大有移殖开发之可能，乃是不明地理事实之“似是而实非”之论。翁文灏、李庆麟等一批学者，也从气候、地形、土壤肥力等自然限制和人口容纳力等方面，得出西北“殊无移殖之必要”的结论。 　　在第二次（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开发，大移民”的热议中，向西北大规模移民，被认为在为“大开发”提供劳动力的同时，同样也有合理人口分布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新疆一地即可接纳1亿人。针对“均衡人口”之议，胡焕庸先生提出了“人口与生态环境相平衡、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分布合理性判断理论，同时强调人口分布不平衡且不可能完全平衡。笔者当时也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并以为西北“地广而患之狭，人少而患之多”，大规模移民将可能是一场经济浩劫和生态灾难。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1. “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基础：自然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 　　事物或现象的变化速率，自然显著慢/稳定于人文，大时―空尺度显著慢/稳定于小时―空尺度。“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既在于其宏观性――大时―空尺度现象，更在于其自然性――它首先是一条由400毫米降水线和地貌线而来的，与食物生产力密切关联的中国自然地理分界线，然后才是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分界线。 　　400毫米降水等值线是中国至关重要的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两边环境、气候、地形，农牧业状况、粮食生产能力、对人口的支持能力迥异。据此，丁金宏认为“胡焕庸线”即是“中国人口分布的突变线”。由是，自然地理分界线规定着人口地理分界线，历史地理分界线则是其作为自然地理、人口地理分界线在时间上的延展。 　　2. 人口分布：对农业生产力布局的“响应” 　　（1）农耕对人口分布的规定性和人口分布对农耕背离的有限性 　　环境，包括土地、水、气候等对“民以食为天”的粮食生产能力的规定性表明：人口分布是对农业生产力分布的“响应”和“被规定”。在理论上，农耕规定着人口分布，但这种规定是宏观而非凝固的，即人口分布对农耕的背离或者说不一致是被允许的，背离以不造成对农耕规定性的破坏为界限。而在实践上，基于“最小熵产生”原理（效益原则――牛不会跑到100公里之外去吃草，老虎也不会以兔子为捕食对象），人口分布与农耕布局的背离也是有限的，而且必须是有限的，比如拉萨可以被建成上海，但却无法维持。“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即是明证。也就是说，工业化虽然对人口布局有重大影响，比如背离农耕规定的资源型城市在荒漠、戈壁上的崛起，但并不能显著改变由农业生产规定的宏观人口布局。 　　（2）资源型城市的持续性问题：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 　　与人口分布对农耕背离有限性关联的是，资源型城市的持续性问题。依据“效益原则”，在“开发之中”集聚的大量人口或者说劳动力建成的基础设施，在“开发之后”往往因资源告罄，都成了“多余的”。比如，西北相当数量的资源型城市，都是远离农耕的。是故，我们应“未雨绸缪”，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的问题，预先谋划资源型城市的“未来”。 　　（3）作为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胡焕庸线”的“变”与“不变” 　　自然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表明，作为被规定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胡焕庸线”既是稳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是可变的――“天变了，道亦会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