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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次对我说：“祝贺你！” 　　1993年，我二十出头，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突然听到一个名词：陕军东征。在文学还算神圣的上世纪90年代，这个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大家被这个神圣的词激荡着，颇有点到处逢人说东征的感觉。经常见到公交车上的男乘客，看样子不像读书人，却手里拿本《废都》。没有一个城市像西安这样，给作家如此多的关注与重视，陈忠实、贾平凹，人人皆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足够高，作品影响力足够广。 　　2002年夏天，初识陈老师的我，拿着买于1993年的《白鹿原》请他签名。他说，“哎哟，你这本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能不能这本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我说，当然可以。那天，我还带去了我的长篇小说《夏日残梦》送给他。大约十几天后我的小灵通响了，来电显示陈忠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对方浑厚的男中音，说普通话――千真万确是普通话：“我是陈忠实，你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刚好西影厂的人今天来，我推荐给他们了，要是能拍成电影就好了。” 　　再见陈老师时，他送给我的这个《白鹿原》版本，是200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量已经是13万册。我请他在书上多写些字，将换书经历写上，陈老师欣然应允，坐在桌前，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的前环，又仔细盖上印章。 　　我慢慢走上写作的道路，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认真研读两遍。突然有一天，在一个约十人的饭桌上，我说，我要写一本和《白鹿原》抗衡的长篇。陈老师呵呵一笑，说：“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事后，有位评论家老师告诫我，年轻人说话要考虑后果，你要知道《白鹿原》在当代文学的位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知道陈老师写《白鹿原》所下的功夫。这位老师的言下之意是，我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我想，再了不起的作品，也是人写出来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大书，会成为后来者的标尺，无数人都向那个高度进发，至于能不能写出，那是后话，但将其作为奋斗目标，总是可以的。 　　有时候，身边的楷模要比远方的更有感召力，近在眼前，经常见面的前辈们的成就，会有一种暗示，让我们心生妄念：或许，我也可以。我相信，像我一样默默努力，奋力生长，要从大树身边挤出来，够向阳光的，陕西文坛还有不少人。 　　我对陈老师的形象定位，是介于欧洲绅士和关中农民之间，总强调他的农民身份不全面，他毕竟是知识分子、作家，大量西方名著的阅读对他很有影响。比如他待人接物，日常礼节，都是绅士风度，他很尊重女性，进门女士先请，适当地夸奖恭维女士，分寸把握很好，不卑不亢，流露出天真可爱，保留着自我尊严。想必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觉得对方是年轻女性，应该说普通话的――对了，有一次看电视里对他的采访，他和外孙说话，也是普通话。当然，从那以后，和陈老师交往，他都是陕西话了，因为，说普通话对他，毕竟是挺为难挺别扭的一件事。 　　陈老师是一位尊严感很强的人。尊严不只是来自于名望和地位，在他是用自己的人格、言行，对大家有所帮助、恩惠，以此赢利世人的尊重。当然，善待、帮助别人，是他自身需要，做人的标准。尤其他自己经历过贫困，在他敏感的内心留下深刻记忆，所以他更是理解下层人、小人物的无奈和无力，时时体恤他们，愿意伸出手拉上一把。帮助了一个人，或许他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欣慰感。他内心里其实有着西方的骑士精神，扶助弱小，惠及他人。这也是中国人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士的精神。他一方面有着不怒自威的尊严感，异常明亮的眼睛看你一眼，仿佛能看穿你内心小九九，让你在他面前不敢造次；另一方面平易近人，宽厚待人，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总能使与他相处的人感到温暖与妥帖。他去世后，我们从很多纪念文章里看到，他会主动给普通作者、一般人打电话，这说明他没有一点所谓的名人架子，与人交往，总是非常平等，甚至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充分尊重对方。 　　我常给刚认识陈老师的人说，你别在意他话不动听，态度不亲热，老陕都是这样，只要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他总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虽然面冷，但他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甚至有一颗火热的心，对生活，对文学，对他人，总是真诚相待，若不高兴，就直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也不会来什么虚情假意。 　　常常有一些文学青年、文学老年拿着自己的书稿，找到他，请帮忙推荐。他所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完讲述，拿起电话，给出版社的我们打来，叮嘱我们认真看看。有时候，遇到某个青年生活状况很差，还会给钱。有次听他说，昨天给了一个上门来的年轻人一千元钱，说完自己嘀咕，“会不会是骗子？”这种一闪而过的怀疑，想必也不会影响他下次再大方接济他觉得不易的人。 　　关于给作家评职称，大家都知道陈老师的那句话：“尽量给大家都评上，其实就是给作家的碗里多一块肉而已。”想必他很明白，既然是大树，也就慷慨地接纳了前来乘凉的人。 　　看看我们身边，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大到工作调动，小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