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乡镇赶考.doc

后税费时代乡镇赶考 按照常规，每年麦收以后乡镇干部们都将迎战每年最难最苦的中心工作———征收农业税。但今年的情况却不同于往年。2004年7月，笔者在陕西省延安、西安、安康等市调查时看到：已取消农业税地区的乡镇正忙于角色换位，还执行着税征政策的乡镇正忙于征税的准备。 5年之后，乡镇该何去何从？不同的是，西安、延安等地不再收税的乡镇已开始艰难探路，而更多乡镇如同进入考场之前一样有些紧张。功能异变，乡镇扮演“收费站”终于甩掉了收税的愁帽子，乡镇应该轻松许多吧？ 5年之后，一旦全部取消了农业税，我不知道乡镇会变成啥样？到时候闲人怎幺打发？干部工资拿什幺保证？”在调查中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乡镇干部这种疑虑的心态。 缺钱，迫使乡镇不放过任何创收的机会。汉中市城固县的乡镇长们普遍反映：为钱所困，是他们难以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主要原因。无论税改之前还是税改之后，钱，始终是乡镇最为头疼的事。税费改革前，各村三提五统资金实行村筹乡管，这部分钱成为乡镇手中的一点“活钱”，尚可以用于一些不可预计的开支。税改后，乡镇手中无一分钱可以支配，就只有想些其它主意。 他们所说的主意，一是变相利用土地、城建、计生等涉农收费部门从农民手里收一些；二是巧借名目从上级“争取”一些；三是不惜高额回扣从外地买税。据某县2003年7月组织的一次财务大检查，全区92%的乡镇或利用职权搭车收费、克扣农民退耕还林粮钱，或巧借名目骗收项目资金，甚至挪用村级交由乡镇代管的集体积累。其中一个镇竟然以40余万元的高额回扣买到120万元地税充了财政收入的欠账。这次检查的结果是，全县一年里有600多万元违规资金被乡镇无情的消耗了。 对钱的过度依赖，导致乡镇成为乡村“收费站”，而其服务功能正在异化，工作方法正在简化。 大多数乡镇对干部能力的评价，主要以能不能收来农业税，能不能完成创收任务为标准，甚至实行任务包干，与工资和晋升评优挂钩，于是创造出从年头到年尾，大兵团作战和小分队作战等种种办法。而且，这种带着明显强收硬逼的办法成为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除“收粮要款”之外，习惯大兵团作战的还有“刮宫引产”。 情势所致，乡镇干部对收税轻车熟路，但对于处理农村纠纷、经济发展等事情时常显得束手无策，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更喜欢使用着强推硬逼的办法，干群关系由此而紧张起来，群众将乡镇干部称作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足见他们对乡镇干部的厌恶。 利字当头，使乡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农村建设的热情。在一些县市调查时发现，许多乡镇对农民的需求其实很了解，也很同情，但因为忙于创收，乡镇的工作安排已坚定不移地锁定在财源建设、集镇开发、计划生育等可以创收的目标上，他们很难有所作为，也没钱为农民办事。 转身的难题和不同的答卷 以税收为主业，导致了乡镇功能异化；传统的工作方式，又导致乡镇干部难有所长。随着税改和计生法的实施，催粮要款将走向终结，刮宫引产将交由执法部门，习惯于传统的以“两大主业”为己任的乡镇干部已手足无措。 西安市周至县的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他正处于两种危机之中：一个是税改后乡镇机构会不会压缩，自己怎幺办？一个是多年养成的工作方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转变的。而且过去对收税是拿手好戏，荒废了其它能力的锻炼，现在好象什幺都不会了。 处于矛盾和困惑的乡镇官员们，他们正经受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农村建设由谁来办？原先的欠账由谁来还？陈欠税款还收不收？税改以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农民对于道路、水利、医疗等农村事业的资金需要，一下子失去稳妥来路，税改后规定农村事业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但实际操作十分困难。安康市一位村办小学校长指着破烂的教室诉苦说：学校的危房需要改造，按设计需要45万元，按照“一事一议”的办法和人均每年集资不超过15元的最高限定，这个1000来人的村子集够这笔资金至少需要25年。 5年之后的退路。武功县一位乡长苦涩地说：“他们乡的机关食堂已经有半年没开伙了。乡干部们各怀心思，跟领导闹别扭，都说连工资都拿不到手、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哪来心思服务农民呢？”他说，国家对税改后乡镇的去向又没有文字东西，十分模糊，乡上只能自找路子。 在今年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和特产税的西安、延安两市我们看到，乡镇干部重新找到了工作重点，立足实际为农民服务。有的率先打破传统工作方式下的部门设置，改七站八所为几个服务办。有些乡镇将乡镇干部重新组合成立与当地产业对应的服务队，还有些地方发动干部领办企业、搞技术承包、外出打工。 然而，农民们对乡镇转变的效果仍然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农民对乡镇要求不高，主要是一些修路、通电、吃水等直接问题，但被大多数地方忽视了。少数乡镇表面像是在为民服务，实际上是在装腔作势，摆个样子而已。 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苗头，少数地方仍然采取以收入定去留的管理办法。陕南某镇规定：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