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调发展与“财税对策”初探.doc

城乡协调发展与“财税对策”初探 协调发展难在哪儿 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大。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上升到2001年的3.1。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城乡居民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享受的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 农村市场化程度和农业增值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或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十分低下。自从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旧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以来，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方式，由于受到有限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能力的束缚，使得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机械化、种子改良与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推销等市场化生产经营方式“难有用武之地”。这种缺乏市场引导、科技扶持和合理分工的“家庭生产”在完成了“填饱肚子”的任务之后，已经无力肩负起为农民增收的艰巨使命。 农民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就业能力差，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素质瓶颈”。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和半文盲，其中85％出自农村，许多青壮年农民只有小学文化，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这种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不仅使农民很难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即使进入城市务工也只能从事收入偏低且有职业风险的粗重劳动，而且使没有进城的农民也很难在农村获得发展的机会。 20多年来，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行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是个根本性的兴农治本之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目前在全社会中，仍然存在农民群众最多，农业战线最长，农民收入增长最慢，农民负担最重的现象。反思以上问题，笔者认为，推进城市化，增加城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减少农村人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终出路。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5％，但它却养育着近9亿人口和50％的就业人口。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来看，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冲破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同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却落后了11个百分点，更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经验表明，当区域城市化水平超过50％，区域社会开始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并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因此，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必须推进中国的城市进程，坚决补上城市化这一课。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拆除阻碍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堡垒，形成一体化的劳动市场，给予农民较多的进城机会，享有平等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逐步建立农民主体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保护机制。主要包括：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按照市场办法评估土地价格，建立土地划拨、征用足额补偿制度或农村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制度，让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通过各种市场方式参与土地非农化后经营收益的分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限制性“门槛”和交易成本，给农民以自由迁徙的权利；取消对进城农民及其子女在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还给农民真正平等的竞争机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面参与的农民最低社会救济和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实行全面低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实践证明：不用市场的办法去唤起农民交易中的权益，不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粮食安全”将始终困扰着我国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让农民“在市场中学习市场”，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条件。这不仅要鼓励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种田能手集中，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要深化农村税费体制改革，降低甚至取消农业税，通过让农民得到“农业利润”而焕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热情。 近几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我国耕地减少了大约2亿亩，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千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百多万人。在征占农民土地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忽略对失地农民的保护，甚至借征地之名行敛财之实，严重侵犯农民权益，影响了社会稳定。认真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让失地农民得到补偿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是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新机制。同时还必须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再革命”，重视新的农村经济组织的建设 要增加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