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合编.doc

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 魏 斌 提要：大赦是由国家发布政令，对罪刑进行免除的一项制度。汉代以来，也常常伴有一些对臣民的赏赐和复除蠲免等内容。这些都属于皇帝“推恩”的性质。但在唐代，大赦的这种性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赦书中开始出现大量与朝廷行政有关的申明和禁令，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推恩”范畴。唐代赦书内容的这种扩展，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差遣”做法，是唐王朝为了应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法”，具有制度变迁和政治控制两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唐代 大赦 赦书 推恩 申禁 差遣 在现存唐代文献资料中，大赦文是十分特殊的一种。这种朝廷大赦时发布的诏书，所含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既有“总的政策说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也涉及到王朝行政、军事和法制等层面的许多具体问题。这种情况显得十分特别。因为依据现代刑法学的定义，大赦作为赦免手段的一种，职能主要是对刑罚权的消灭。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如西汉平帝诏书就说：“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絜己，全其性命也。”那么，我们就要问，唐代大赦文为何会包含如此庞杂的内容呢？ 关于这一问题，学者虽然早有留意，但一直以来专门的研究很少。章群先生曾说：“唐代历朝赦文，具存于《册府元龟》及《全唐文》，其内容颇能反映时势之变化，惟须诸点指陈及分期比较，此一方面，似尚待学者作进一步之研究。”近几年来，这一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韩国学者禹成旼女士曾对唐代赦文加以辑录和分析，对赦文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及其在立法上的作用等问题，有过细致探讨。不过，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讨论。特别是这种变化的性质究竟该如何理解？其背景和原因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疑问，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大赦以诏令形式发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政命令，本文就打算从行政职能扩展的角度入手，对上述问题试加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大赦只是赦的一种，唐代就还有曲赦、别赦、德音等形式。其中，曲赦针对特定地区，别赦针对个人，意义均不能与面向天下的大赦相比。就现存的唐代赦诏来看，其内容变化亦主要体现在大赦诏方面。德音作为一种恩诏，则始见于唐后期，其中有的与大赦相似，呈现出内容复杂的特征。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考察就以大赦诏为主，有时也包括少量德音，其他暂不涉及。而为了行文方便，概称之为赦书。 一 大赦起源及其推恩特性 赦出现很早，《尚书·舜典》：“眚灾肆赦。”《周易·解卦》：“君子以赦过宥罪。”不过其最初含义较为简单。马端临指出：“按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这种“议事以制”的做法，与后世的大赦之法相比，意义十分不同。马端临就接着说：“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两者比较，赦是“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大赦则“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对刑罚具有“根本消灭效力”。 大赦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马端临根据管仲论赦之语和楚国“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的惯例，就认为春秋战国已有大赦之法。但由于资料缺乏，具体出现时间则不易考定。如清代学者沈家本认为：“据《通考》之说，是古之赦者乃过失之类。如《司刺》所言者，尚无后世大赦常赦之事，惟春秋之肆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管子言赦之害，其相齐亦在斯时，可见春秋之初已有此事，但不知实起于何时耳。自汉以后，遂为常法矣。”他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 大赦制度的最终确立是在秦汉之际，“自汉以后，遂为常法”。不过，其渊源显然要追溯到西周以来“明德慎罚”的思想。同时也有现实政治考虑，荀悦就说：“大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按照他的说法，大赦制度的确立，正是迎合了汉初的统治需要。《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前128）三月赦诏曰：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 诏书中提到的“天地”、“阴阳”云云，很容易让人想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我们知道，汉初阴阳学说十分兴盛，后来更是援以入儒，确立起儒术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大赦制度正好具有燮理阴阳、调和社会的功用。所谓“与民更始”云云，就无非是意图通过这种普惠天下的皇帝之恩，涤荡原有刑罪，以维护王朝秩序的正常运作。 大赦本意是由皇帝发布诏令，对罪刑进行普遍免除。这是一种普惠天下的恩泽，所谓“皇恩浩荡”之意。明人丘濬曾云：“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