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母细胞瘤相关遗传变异及生物标记物.docx

肝母细胞瘤相关遗传变异及生物标记物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是小儿最常见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也是继神经母细胞瘤和肾母细胞瘤之后的小儿第三大常见的腹部恶性肿瘤[1]。14％的肝母细胞瘤见于新生儿，68％发生于2岁以内，90％发生于5岁以内。仅有3％的患者＞15岁。男性患病比例略高，1.5∶1～2∶1，但没有种族倾向。常见的临床表现有腹部膨隆、腹块、腹痛等。70%的患儿有血甲胎蛋白水平升高。手术和化疗是目前主要治疗措施。上世纪80年代以前，肝母细胞瘤的治愈率仅为30%。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综合治疗的应用，肝母细胞瘤的治愈率已达到70%以上。尽管如此，肝母细胞瘤的病死率仍高达20 ～30%。最近通过基础与临床研究确定了许多与肝母细胞瘤相关的遗传学及生物学标记, 这些标记的获得可以帮助筛选病人,早期诊断, 预测预后和对肿瘤分层, 从而进行适当的治疗。许多预后研究也已经确定多种肿瘤标记物与肝母细胞瘤的总体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有关。然而, 目前很难确定哪一种标记物最有效, 这也表明了肿瘤复杂的本性以及尚缺少大样本的临床研究。现查阅近15 年国内外肝母细胞瘤研究文献，对与肝母细胞瘤筛查、诊断、预后及监测相关的部分遗传及生物标记物进行综述。一、染色体变异随着肝母细胞瘤相关染色体及基因研究不断进步。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染色体的变异。在染色体的变异中染色体的获得多于染色体的丢失[2].其中最常见的变异为2、8和20号染色体的三体性。目前染色体杂交技术使研究者能够进一步的准确确定染色体的变异，并且能够定位肝母细胞瘤相关的基因片段。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研究者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发现了许多染色体区域的变异，染色体2q 13-22, 2q 36-37的获得以及2p和 4q的丢失都与晚期的肿瘤及不良的预后相关[2-3].研究者还发现染色体1p 32, 1p 36.3, 以及11p 15.5杂合性的丢失，其中后者与 Beckwith–Wiedemann Syndrome关系密切，并且导致抑癌基因H19的丢失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IGF-2)的两个等位基因的激活[2].高红等通过比较基因组杂交(CGH)技术，对30例HB中染色体1p36上6个微卫星的杂合子丢失进行检测，结果每例HB细胞染色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异，30例HB中1号染色体上6个基因座发生LOH的总频率为63．3％，其中D1S199为最高，其次为D1S450。此研究认为HB存在多条染色体DNA拷贝数扩增或丢失的区域；HB在染色体1P36上存在广泛的LOH；染色体变异引起相应瘤基因扩增和抑癌基因的丢失可能参与了HB的发生、发展[4].二、原癌基因及抑癌基因基因突变主要是某些原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以及凋亡相关基因的改变，这些改变导致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失调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抑癌基因根据功能可分为控制细胞增生的看门基因( Gatekeeper gene) 和维持基因完整的看管基因( Caretaker gene) 。几乎一半的人类肿瘤均存在抑癌基因的失活，可见抑癌基因的失活与肿瘤的生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研究较多的常见抑癌基因包括P53、Rb、APC、DDC等。肿瘤抑制基因P53是迄今发现与人类肿瘤相关性最高的基因，是目前研究最广泛和深入的抑癌基因。其正常功能的丧失，最主要的方式是基因突变。由于P53 基因点突变，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氨基酸的改变，最终产生没有活性的P53 蛋白，失去抑癌作用。由于人类恶性肿瘤P53 基因突变率较高，P53 基因的研究及治疗肿瘤就自然成了研究的热点。推测突变型P53 基因蛋白致癌作用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来实现的。另外近年发现Bcl-2 可抑制各种组织的细胞凋亡，是目前公认的抗凋亡基因［5-6］。周建斌、李代强等应用原位末端标记及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母细胞瘤中细胞凋亡及增殖细胞核抗原( PCNA) ，P53 和Bcl-2 蛋白表达，通过与对照组对比研究，得出突变型P53 及Bc1- 2蛋白均具有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的作用［7］。其他研究，胡友主通过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方法表面，抑凋亡基因Bcl-2 在肝母细胞瘤及小儿正常肝组织中均无表达，P53 在肝母细胞瘤中表达阳性率为69． 2%，在小儿正常肝组织中无表达(P＜0.01);P53 的阳性表达水平，临床分期越晚则越高(P＜ 0.01); 胚胎型组高于胎儿型组［8］。证实肝母细胞瘤的发生与P53 蛋白异常表达有关，与Bc1-2 表达无关。可以通过肝母细胞瘤测定P53表达判断预后。肝母细胞凋亡与增殖平衡调控异常在肝母瘤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突变型P53 及Bc1-2 蛋白均具有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的作用。研究人员还发现P53 与增殖细胞核抗原( PCNA) 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