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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道德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无论中西，从艺术活动诞生的古老年代开始，道德就已经如影随形地与艺术相伴，古罗马有贺拉斯的名言“寓教于乐”，中国则有“文以载道”之说。这种最朴素的观点至今仍然主宰着大多数人的头脑，比如我们通常认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又比如我们对于很多艺术作品的第一判断标准就是其内容是否积极健康。可是，不断变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标准以及对过往艺术作品的重新评价又常常挑战这种朴素的日常观念，比如我们的影视审查机制对作品中暴力和情色内容的逐渐宽容，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抱着平静欣赏的心态去看《发条橙》、《索多玛120天》之类的影片，又比如因为专注于描写性变态而沉没于历史地层五个世纪之久的法国作家萨德就成了当代读者们津津乐道的阅读热点。当然，与此同时，大众对影视作品中不健康的内容教唆青少年犯罪的忧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看似扑朔迷离，关键原因之一是人们往往只停留在一个非常笼统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如果仔细区分，我们可以分出艺术作品中宣扬或者体现出的道德倾向层面，这就涉及应该从内容、从形式还是从其它角度确定作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可以分出艺术家的人格或者道德修养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层面，这就涉及到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中的个体社会身份定位问题；可以分出艺术作品对接受者或者社会道德水准的影响层面，这就关系到审美接受的问题。总之，艺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不能抽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不能离开对艺术活动内在审美规律的了解，也不能脱离对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把握。 对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将从两种常见的观点入手进行辨析：一是艺术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职能，一是艺术只遵从审美的标准，可以和道德无关，甚至是反道德的。 艺术推进道德 道德批评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评价《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孔子看来，诗经里表现的情感都是纯真而且适度的，是在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汉代的《诗大序》发展了这种道德批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王充在《论衡》里说：“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从荀子到宋代的二程，以至于发展出最后的“文以载道”说，在整个中国的古代道德批评一直非常发达。“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中国古代提倡“诗教”的传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所谓诗言志，志侧重的是与社会政教伦常相关联的怀抱，“它指向群体的生活，渗透着群体的意愿，当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情感生命体验。”道德批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文学艺术一直承担着启蒙救亡、民族真正的沉重社会责任而被延续甚至更加强化了。及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也常常把重心放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上，并且以特定时代的思想道德标准作为作品选择取舍和判断的准则，彰扬那些体现出时代进步观念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在中国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道德批评传统，这和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儒家思想的塑造下，个体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他属于家庭和社会的，只能在伦常关系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价值。由于群体的价值观塑造着个体，要抛开个人所背负的社会身份，所承担的社会、家庭和群体责任来单独谈论自己的情感喜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伦理道德又恰恰是维系一个群体和谐的重要纽带，因此要把艺术中的道德倾向和对艺术品的评价分开，把对艺术家的道德人品的评论和其作品的评价分开也非常难。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又由于启蒙、救亡、发展这样的特定历史语境，艺术更是首先被当成了服务于特定社会历史目标以及凝聚民众的工具来使用的，作品的道德内容当仁不让地成为评价艺术的首要标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背景下，对艺术的道德批评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把道德批评当成了判断艺术的唯一至上标准却失之偏颇，艺术是虚拟的世界，而道德适用于现实的人生，即使是模仿现实的艺术也有其发挥作用的一套独特机制，对艺术系统自身的规律没有深入理解而以衡量现实生活的眼光来衡量艺术，无异于隔靴搔痒了。 然而，道德批评不只中国有，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们就已经对此争论不休，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和亚里士多德为诗的辩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音乐和诗歌是为培养城邦保卫者服务的，所以艺术必须对培育年轻人的勇敢、真诚、镇静、节制等美德有益，反之，如果诗人和故事家们不加分辨地发挥他们那卓越的模仿才能，满足人的快感，助长人的哀怜癖和感伤癖，逢迎人性中那些无理性的低劣的情欲，那么诗人就要被驱逐出理想国了。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从同样的角度出发却是为艺术做辩护的。亚里士多德坚信，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一切科学和艺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善。但美德并不是克制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