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研究综论.doc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综论 摘要：书院是唐宋以来的重要教育机构，是古代私学在新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对当今中学语文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书院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宋以后形成的各学派的学术活动紧密相连，更为重要的是书院所特有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组织管理形式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对我国当今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古代书院的历史沿革 书院的产生 书院产生于唐代，一类是官方所设机构名主要功能在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另一类是私人设立供隐居读书或聚徒教学之所，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主要是私人所创的书院。 唐代书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书籍的积累和传播 唐朝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书籍的大量复制、积累和流通。书院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大量图书。 私人讲学的传统 唐代私人创设的书院中有聚书讲学授徒的活动，正是历史上私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宋初的一些著名书院，基本上是由唐末五代私人聚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可见，书院是我国私学教育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佛教禅林的影响 自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禅宗派教徒通常在山林名胜之处建置禅林精舍，作为坐禅修道和聚徒讲学之所。书院的建置模式和讲学路径与佛教禅林关系密切。 宋朝的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兴盛在宋。宋代结束了唐末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生产逐渐恢复发展，社会趋于安定，讲学论文之风渐起。但当时统治者仅注重科举选拔人才，尚无暇顾及设教办学，使得宋初官方学校教育处于衰疲状态。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书院得以长足发展，发挥了教育的重要功能，并形成相应的书院教育制度。这既有利于培养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又解决了士林渴望学习的社会问题，所以也得到了统治阶层在物质上的支持。 随着书院的发展和兴盛，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等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至南宋朱熹重修，并由其亲自拟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更是名声大振。自此，《揭示》成为理学派书院所共同遵循的院规。 宋代统治集团对著名书院采取扶持和资助的态度，其目的无非是欲引书院于官方教育的系统中，最终达到“变塾为庠”，即私学转化为官学的目的。 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熙宁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元朝的书院 1291年，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 书院的官学化，一方面使教学秩序、学生来源、教师任免、财政收入等纳入制度，因而保证了其正常的发展与运行；另一方面也因此在各个环节收到官方的制约和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的活跃和发展。但元朝的书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继承了前代书院自由研讨和讲学的传统，特别是元初一批南宋著名儒师及其门生担任山长时，在书院中较为自由地讲学论道，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并活跃了元朝的学术氛围。朱熹再传弟子程端礼任江东书院山长时，根据朱熹的读书法，制定书院学生的《读书分年日程》，拟出分年读书自学的详细程序，为后世书院及学校教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读书指导。 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这些在促进文教普及、科学文化发展、人才培养及后世影响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的书院 明朝书院的沉寂、鼎盛和禁毁 明初130多年间书院数量较少，发展缓慢，从整体而言，是处于沉寂阶段。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并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 明朝书院的类型 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 明代著名书院——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在江苏无锡城东南，故称东林书院，亦称龟山书院。原为北宋理学家杨时讲学之所，后在该地建书院。元朝至正年间，废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