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doc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 摘 要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注定了清王朝的败北与日本的胜利，在此之后，东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条约体系，进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这种格局的转变甲午战争是关键点。甲午战争使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的瓦解，东亚各国在表面上处于平等独立的状态，实际上都处在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在东亚地区，日本则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导，并通过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及日俄战争来实践了这一体系。 关键词： 宗藩朝贡体系 甲午战争 东亚新秩序 近代日本 在东亚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向周边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辐射力和磁场力。自从东亚地区开始有了交流以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东亚地区特有的地区区域结构，这种结构即为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最为典型的是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其次是古代中日之间的宗藩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一甲午战争前的东亚秩序观 1 以宗藩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秩序 “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在这个地理和经济文化圈内，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入侵之前，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帝国一直是唯一强盛的国家。因此周边国家纷纷依附于中华帝国，中国则以册封的形式确立对周边民族的统治。维系这种关系的准则便是实行朝贡制度，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在东北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典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而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秩序还是以中国为内核，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起到家长、核心的作用。 1.1中朝日宗藩关系的变化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对外秩序观表现为中朝两国维持着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这种延续了近五百多年的华夷秩序观在1840年清朝的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以后，此时朝鲜李氏王朝开始密切的关注清朝国内状况。“但是身居宗主国的清王朝“大中华”没有觉醒，“小中华”亦在沉睡之中。李朝晚期政治腐败、党政激烈、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在大院君执政之时，国内又发生了1866年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事件，朝鲜成功的赶走了洋人取得胜利。但此时的李氏王朝关心的不是外夷的侵略，而是国内的安定问题，这也就坚定了其闭关锁国的对外世界观。“1875年，日本趁朝鲜政局不稳之机，派军舰闯入朝鲜临海，以武力相要挟，迫使朝鲜政府接受其不平等条约。1876年2月26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朝日修好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传统的宗藩体系来说是一个极大地打击，改变的清朝在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地位与作用，严重动摇了稳固的宗藩朝贡体系，出现了中朝关系格局中宗藩体系与近代条约体系并存的局面。 在古代，日本很长时期都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的一员，被称为“东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向中国汲取养分，在宗藩关系上不同于朝鲜，即处在宗藩关系或朝贡关系的边缘化之下。明朝初年，即1403年，明朝与日本正式确立封贡关系，日本进入了中国的封贡体系。直到16世纪之后，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也就是在此时，发生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继而威胁中原王朝的事件，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独立创造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势力范围。随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了一种“日本式华夷秩序”的大君秩序观。到德川幕府末期，衍生出了“海外雄飞论”，这也是日本在近代侵略朝鲜的指导理论“征韩论”的渊源。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的对外世界观之所以能发生改变，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朝鲜以及琉球等地区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在近代以前都遵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对外秩序观。然而1840年清朝与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东亚的秩序观开始发生变化，东亚三国都通过变法或改革使自己国家开启近代化，走向强国之路。社会变革前夕的中国和朝鲜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造成倾覆旧的国家体制的形势，封建势力在各种领域里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唯独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同时在对外世界观上，也就跨入了近代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秩序观行列之内，并且自明治维新之后改变了传统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东北亚的格局开始出现转型。 二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亚秩序观 进入近代以后，各国都在探求走上近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