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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科翻译即诠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兆民* 保罗·利科是“二战”后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在其理论活动中特别关注翻译这一独特的阐释活动。生前出版了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论翻译》一书，提出“语言好客性“与“译‘不可译’”的观点，并看作是翻译工作中的核心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同语言与文化持有者之间进行思想的对话，在自身的文化中发现他者文化的特点，并反过来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之特征，同时也将文化包含的普遍性和潜力发挥出来。正是在翻译的实践工作中，开始着对于普遍有效性的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始终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里，借助利科翻译即诠释的理论，分析如何把握具有德语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本真含义。一、翻译的文本诠释本质 在海德格尔之前，方法论是诠释学的学科定位。就古典诠释学来讲，理解和诠释是否完美的标准是作者及原初的意义。这种理论认为，理解和诠释的重心不是读者，即诠释者，而是作者。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发展了“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利科则提出了“文本中心论”的诠释学，指出诠释学应该是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应该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利科认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诠释过程的理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利科借助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 让文本展示在读者面前，由此，读者与文本就突破过去那种主客体关系框架，达到两者的沟通。利科翻译哲学的思维结构中，翻译是基于文本的，是译者与文本对话基础上的诠释。这种新的思想实现了翻译过程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让译者而非作者成为翻译诠释活动的主体，同时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还必须与文本相融合，二者是平等的。 翻译是一种诠释，是在另一种文本中重新创作同一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这样一种诠释，这种翻译使马克思文本得以在全世界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流通，将原作的意义进行着传播，经由翻译所创作的新的文本，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贡献。当然，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中国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文献的诠释，这种诠释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得到传播。 二 、“语言友好“原则的提出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中意义 狄尔泰之前的西方传统翻译诠释学，对文本的翻译诠释都期待能解释清楚文本与理解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历史间距”问题，即文本与解释之间因历史流逝所产生的时间性差异，或是理解本身对文本产生的误读。实际上，这种差异并非主观故意，而是因历史久远产生的必然结果。所以要想获得对文本正确的诠释，消除历史间距成为必要。为此，利科提出翻译伦理要坚持“语言友好”（linguistic hospitality）[]原则。利科翻译诠释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文本看作是理解主体与写作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文本保留着历史的真实性，理解主体与写作主体正是在这种距离中进行着有效的交流。完美的文本翻译诠释要忠实于文本而非仅仅从译者的主观意志出发，而应正视文本与译者本身客观存在的历史间距的事实，在文本的写作与理解的互动之中，将文本从其封闭的历史系统中解放出来，成为面对读者的开放性意向对象。这样的双向的交流，使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不断的发挥，而不只是直观式阅读，成为自我反思与创造的主体。因此作为翻译者，既是文本的诠释者，必然带有其个人创造，同时又是新的译文文本的写作者。好的翻译应该包含对他者的开放性元素。所有翻译都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对话就意味着欢迎差异。这就是利科提出的翻译的“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正是利科所描述的诠释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者作为读者在诠释他者的文本；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译者又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成为译文的作者。因此，作为译者的同时也关照译文的读者，对读者进行诠释。翻译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翻译者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着对话，对文本进行着理解与诠释,，同时又与翻译的目的语——中文的读者进行着对话。所以，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也是一个创造和再写作的过程。首先，马克思的文献是为德国工人或者欧洲工人而作的，而我们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要懂得把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思想翻译给中国人读，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再创造的过程。同时，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诠释过程也是对他者的理解过程，对原作的特点要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中国读者也要有深入的理解，对文献作者和中国读者的文化和语言传统有深刻认识。因此，对经典作家的文献不能按照文本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要对经典文献的整体进行诠释后再用中国化的语言进行翻译，使得翻译在忠实文本的基础上体现中国风格。比如，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翻译，早期都是以日文为母本翻译的，译文文本无疑带入了译者的历史，与读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