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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知识体制与判主体的重建
80年代的知识体制与批判主体的重建
——评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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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尾声’和‘序幕’之间”
近几年来,“80年代”俨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80年代的亲历者纷纷重返、重访、重读80年代。在这些80年代的回忆、访谈和记述中,充满了怀旧的底色。8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段,与50-70年代以及90年代都不一样,仿佛80年代是前一个时代的尾声,同时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前奏。80年代就像历史的暗箱和鬼魅的魔术,在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时代的同时,又呼唤着在90年代逐渐变成现实的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似乎80年代充当着双重功能,既是50-70年代的批判者,又是90年代的孵化器。80年代更像一部被高度编码的密码本,是话语密布、语词涌动、论述叠出的时代,恐怕很少有这样一个话语异常庞杂、各种新思想、新说法异常踊跃的时代。与此同时,关于80年代的想象又是如此地清晰和透明,80年代也是一个少有的具有高度共识的时代,或者说,彼此矛盾、相异的论述被成功而有效地编织为一袭华丽的外衣。可以说,80年代的单纯、光洁与复杂、混乱同时存在,这本身使得80年成为一种具有高度霸权统识的时代。这个获得霸权位置的支配性话语就是以现代化为内在支撑的“新启蒙”论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指标,而是一套文化表述和历史意识,在80年代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说80年代完成了从革命话语到现代化话语的转换,那么“新启蒙”论述则是使得这种转换得以发生的话语装置。
贺桂梅如同一个历史的解密者和拆线人,沿着支撑“新启蒙”论述的六大思潮:“人道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寻根”文学、“文化热”、“重写文学史”、“纯文学”,在寻找意识形态的缝合点和各种话语、陈述的谱系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这些相互各异的话语得以“无缝对接”的内在机制及历史动力。如果说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福柯)和意识形态批判(阿尔都塞)是本书拆解“新启蒙”论述的两把手术刀,那么重构一份“新启蒙”的知识档案才是研究者的目的,这也就是贺桂梅在研究方法上格外重视另外一份“前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之前的理论)的资源即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原因。因此,本书的任务首先在于指认出某一文化思潮的多重来源及其彼此冲突的陈述,其次在于找到把这些话语“耦合”在一起的历史动力及其所充当的意识形态功能,最后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得以浮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又来自于何种特定的历史视角。这就要求研究者既从80年代的文化内部找寻话语的谱系,又要不断地纳入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视角中所呈现的“新启蒙”话语的裂隙。在贺桂梅看来,80年代所形成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特定意识形态”不能仅仅放置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而应该纳入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转型上。80年代恰好处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发生巨变变动的空隙中,从二战后到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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