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广州市劳动者生活工资调查项目分析报告.docVIP

广州市劳动者“生活工资”调查分析报告 执笔人：黄巧燕 黄树培 万嘉欣 王琨 内容摘要：最低工资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下的工资，旨在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最低工资制度对赋予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其作用与意义有限。我们应当在最低工资基础上推广“生活工资”概念，通过劳动者集体组织与用人单位展开工资集体协商的手段，为劳动者争取“生活工资”，以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并有尊严生活的目标。 关键词：体面劳动 有尊严的生活 最低工资 生活工资 集体协商 一、项目背景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向人民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要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一如既往地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改善民生作为未来一年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很大程度建基于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基于工作而获得的足以承载现实生活需要、可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工资收入。 我国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但目前，我国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标准仍然有一定距离，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也介绍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最低工资标准变化与通货膨胀率的联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最低工资无法满足工人们城市基本的生活需求，迫使劳动者大量加班加点。这一状况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要使劳动者获得稳定、足以承载现实生活需要、可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劳动报酬，我们面前似乎有两条路可以考虑： 第一条路：通过立法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期最低工资不仅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是体面、稳定、足以承载现实生活需要、可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工资。 我们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本是为最没有技术能力、最缺乏竞争能力和最缺乏谈判能力的低端劳动者或个体劳动者而设计，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价格的最低级次。最低工资制度通过法律规定和执行该规定而实现对劳动者的生存保障，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下的工资，旨在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低工资下的生活水平充其量属于温饱型的生存，而不是小康型的生活（也可以说“有尊严的生活”）。诚然，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确定时将人的消费欲望人为地压制到最低点，排除劳动力充分恢复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充分休假、娱乐和家庭生活机会，致使劳动者“工作着而又贫困着”，这样的最低工资标准肯定要提高。但即使最低工资制度设计得再完美，标准再提高，执行得再到位，其也不能彻底解决劳动者如何不断分享企业经营成果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问题。我们认为，一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抹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基于各种制度或环境因素可能存在也应当存在的级差。 我们认为，社会上大部分劳动者的的工资收入水平不应当是最低工资水平。为了使更多的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与最低工资水平脱钩，我们应当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限制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我们要走出第二条路。 这所谓的第二条路，就是引入“生活工资”概念，使大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达到“体面”状态和水平，使劳动者得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政府向人民的郑重承诺，劳动者可以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自20世纪90年代起，“生活工资”（the living wage）的概念受到发达国家众多支持社保制度改革的政治家、社会组织的热烈倡导，“生活工资”社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些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每年都会发表关于某个特定城市的“生活工资”的详尽报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等通过了保障面广的“生活工资法案”；在英国，首都伦敦市长办公室专设“生活工资研究小组”，全面研究伦敦市“生活工资”的测量方法，确定方法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伦敦市民组织”（London Citizen）也会每年协助市政府发表伦敦市“生活工资”的报告。 尽管理论界对“生活工资”的定义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工资使劳动者“有能力为自身及其赡养的家庭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低廉但有营养的饮食、必不可少的衣物及居所），能进行为恢复劳动力必需的休假、娱乐，满足正常的社交需求，对个人及后代的未来生活有稳定的预期，避免长时间承受生存压力。”相比较于最低工资，生活工资为劳动者提供更高层次，更全面的生活保障，使得劳动者有更稳定的生活预期，更高的劳动积极性，也就更接近“幸福，有尊严”的生活目标。 介于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对“生活工资”概念普遍缺乏认识，更不存在对“生活工资”组成部分的一般共识，2010年底至2011年初，由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中山大学政治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师生共同策划和参与了珠江三角洲“生活工资”调查项目，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接触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的普工等群体，调查珠三角地区典型城市（如广州、佛山、深圳、东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