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概要.doc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卢峰 博士研究生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 姚洋( 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3年8月22日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摘要 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可能妨碍金融领域某些方面的发展。我们采用1990年代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份额，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抑制私人投资，并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些结果源自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的“漏损效应” － 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此外，我们还发现加强法治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其他配套制度安排完善的情况下，法治才能发挥良性作用。 关键词：法治、金融发展、金融压抑、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Levine,1997)。近期的研究将书面法视作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Levine, 1998)。但是，这个观点受到了Pistor等人的挑战（参见Berkowitz， Pistor，and Richard，2003和Pistor，Raiser，and Gelfer，2000），他们发现，法治的实际执行效率比法律条文对促进金融发展更为重要，尤其是在转型国家。本文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研究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法治通过哪些途径影响金融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金融压抑现象普遍存在（Mckinnon, 1973,1993; Shaw, 1973）。金融压抑的一个后果是造成金融资源的实际成本和名义成本之间出现差距，由此激励经济体和个人参与一些不合法但却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活动，结果，加强法治未必有助于金融的发展。 对于研究法治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省级单位构成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尽管中国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享同样的书面法，但是它们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都参差不齐。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显著的抑制特征。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且远远低于市场的实际利率；同时，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一直占据垄断地位。其结果是导致银行出现严重的信贷歧视，使它们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同时压抑对私人部门的信贷。然而，众所周知，非国有经济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显而易见，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出现了极不匹配的情形。 在一些关于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Allen, Qian and Qian（2002）采用La Porta 等人(1998)的法律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现与La Porta 等人研究中的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由一些非正式的部门推动的，恰恰是在这些部门，正式法律体系的影响很微弱。Pei（2001）也发现，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漂亮的纪录，但是商业合同的执行情况却很差。Alford (2000) 指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他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文将拓展以上的研究成果，解释在金融体系扭曲的情况下，不完善的法治体系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本文主要论证金融资源从国有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漏损效应的存在性。这种资金流动机制有效地减弱了银行信贷配给制度给私人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高了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金融资源不时地通过不合法的渠道漏损到非国有部门，有效地缓解了私人部门资金紧张的困境；因此，加强法治将会阻碍资金的有效配置，进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当然，在不存在信贷歧视的情况下，更为有效的法治能够推动金融的发展。在本文中，我们将分别研究加强法治对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的影响。这四个指标是：私人投资比重、私人获得的银行贷款比重、金融深度和银行业的竞争。这些指标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献中(Levine, 1997)。 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且客观的指标来衡量法治的实施效率，即各省法院每年经济案件的结案率。采用这个法治指标，我们发现更为有效的法治对对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比例和银行业竞争有显著的正效应，但降低私人投资比重，并对金融深度没有显著影响。我们发现，对私人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导致经济增长率每年损失0.7个百分点，约相当于900亿元人民币。总体而言，加强法治对中国各省1990年代以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工作与正在兴起的对转轨经济国家法律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