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生态历史.doc

民勤绿洲的沙化，和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有着莫大的关系：民勤归汉，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农业大开发；明初，由于战争频仍，明统治者开始实行移民实边政策。除了驻守民勤的官兵耕作，山西、河南等地约2000余口迁于民勤；乾隆四年(1739年)，官方实行招民屯垦或兵丁子弟承种，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青土湖屯民达2498户，至道光年间，人口已经增加到18万。 人与自然的博弈，往往以破坏环境为高昂代价。世界环保主义理论家利奥波德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这块三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耕作、“水草丰茂”的塞外江南，变成了沙尘肆虐的渊薮，旱魔横行的天堂。劲风过处，来自腾格里和巴丹吉林的沙尘遮天蔽日，干涸的湖区泛出刺眼的白色碱土。昔日的“瀚海明珠”，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尘埃。日渐恶劣的环境激活了民勤人血液里的流动性。民勤县迁往新疆、内蒙、宁夏等地的人口急剧增加。而其它地区的人则惧怕这里的艰苦环境，很少有人迁居民勤，“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天下民勤》诠释了这个漫长的过程，评价了明清移民对民勤文化的贡献，也试图分析民勤移民给其它地区输出的文化元素。 历史上的民勤移民，经历了大量迁入和陆续外流的两个阶段。迁入是国家主导，迁出则情况各异。《天下民勤》突出了普通人物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该书是一部社会史学著作。作者根据民勤现存的族谱，梳理当地姓氏源流，清点了明清主流移民进入民勤的轨迹。这些移民来到“塞外奥区”，带来的不仅是江南的农耕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发达地区的文化。这一脉生生不息的香火，在数百年的风水流转中砺炼为独具民勤特色的地域文化。 民勤人口自清末和民国开始外流，形成了移民的第一拨高潮。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精细入微地描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走西口、闯山关的民勤人。他们长途跋涉，在西去北往的坎坷道路上留守驻扎，开辟新家园，挑战自身生存极限，藉此完成“自救救人”的天命。在敦煌的镇番坊、在新疆的芳草湖、内蒙的巴音浩特等地，无以计数的民勤移民唱着家乡南腔北调的小曲，操着未改的乡音，像随风流散的沙粒飘落在天涯海角，继续谋生和发展。 民勤移民的奔走和生存，多赖于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这种抗饥耐寒的动物，是民勤人最好的旅伴。《天下民勤》的前半部，一言以蔽之，就是“驼队上的民勤军团”。作者在历史的沙漠里，挖掘被时光遮蔽的往事，其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印证着民勤人爱国爱家，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明清两朝，西部边境时有战火燃起。在双方鏖兵的刀光剑影里，民勤的驼队作为运输主力，征战准噶尔，参与西藏平叛，跟从左宗棠收复新疆，为国家统一立下了煌煌功劳。《天下民勤》重现了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史实，场面宏大，情节跌宕，如“西关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豪放淋漓，回肠荡气。 战乱间隙，民勤驼队穿行在华北、西北的千山万水，垄断了北部蒙古的茶叶市场，名震西北的著名商人马合盛即是其中佼佼者。民勤驼队来往于北京、西安、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各大商埠，把民勤驮到了天下，也把天下驮到了民勤。黄沙漫天，驼铃清脆，驼背上的民勤土布和食盐，源源流向外地。驼把式的行走路线，为民勤移民在危难时奔走异乡埋好了伏笔。 1951—1954年，民勤驼队六万峰骆驼进藏转运军用物资、护送十世班禅大师、修建青藏公路，三次进藏，驼队所剩无几，驼夫牺牲百余。而无法回到家乡的骆驼及其主人，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漫上个花儿了我回头头看，望不见家乡了我心窝窝里寒……”这些凄苦的驼夫号子，合成了苍凉悲壮的移民叙事曲，听者怎能不潸然泪下，扼腕叹息！ 民勤历史上的第二个移民高潮，当在1959—1961 年的“大饥荒”期间。民勤饥民硬是用双脚走出了一条血淋淋的移居他乡求生之路，逃荒者沿着先辈的足迹，多在邻近的内蒙落脚，有一部分远走河套，还有一部分西上新疆。移居者将他乡当做第二故乡，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最终摆脱了被死亡追杀的噩梦，幸运地生活了下来。其中的苦乐酸甜，见诸文字表述，使人悲喜交集，感慨不已。 民勤的第三次移民高潮是1990年代至今。在《天下民勤》成群结队的移民背影里，一张张焦渴的脸庞在倾述背井离乡的苦难，一段段揪心裂肺的故事在演绎命运的多舛。 民勤移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全部蕴藏在行走的路上。他们勤劳勇敢，不畏艰难、敢于闯荡天下。这种精神既具有鲜明的民勤地域特色，更是华夏民族伟大精神的缩影。 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盟，地广人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牧业、农业、矿业、手工业生产都普遍缺乏劳动力，放羊、放骆驼、挖井、垒圈、盖房、挖矿、驮盐、种地、做毛活都是民勤人到阿拉善常干的工作。挖矿之类的苦力活是蒙民不愿意干的，就找民勤人干。据《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附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