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临古研究.doc

董其昌临古研究——选自《董其昌书法艺术》 《东方艺术》 2011012期 作者/朱惠良 朱惠良 “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坠恶道。” 这是董其昌累积数十年学书之经验所生之感想，也是他给予有志学书者的忠告。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书家之一，董其昌的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均明显地左右了后世的书坛，而董氏在临古方面的实践与思想更是开历史之风，影响深远。临古是董氏学书中极重要的一环，他自十七岁(1571)开始学书，一直到八十二岁(1636)临终，从未间断过临古一事。对他而言，临习古人书迹并不止是一种学习手段，而更进一步可成为发掘创作源泉之途径。流传至今的董氏书迹中，临古之作甚多；在董氏书学论著中，以临古为主题者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临古投注极深的心力，是董氏书学之一明显特色。本文拟从梳理董其昌以前之临古观出发，进而探讨董其昌之临古观、临古历程与成果，最后再尝试深入探索董氏临古所产生之影响。 一、董其昌以前之临古观 临古是历代书家学习书法必经之途径，由临仿之体验而产生之心得，于历代书论中均可得见。在探讨董其昌临古观之先，宜对董氏之前的临古观有所了解，如此方能清楚剖析董氏临古观中之承继与创新。 晚明以前论临古之文字均零散而简短，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极少做进一步深入地探讨。然虽属零星片段，亦足以一窥临古观演变之大概。 历来论临古必以“神”与“形”，或“意”与“法”为讨论重心，“神”与“意”是书迹抽象之内在，难以掌握，且超越言语文字所能描述之范畴；“形”与“法”是书迹具象之外在，易于模拟，可用言语文字叙述其形象结构并归纳成种种法则。大致在南宋以前，临古之最高标准是“形神兼备”，如若形神不能兼备，则得其神韵重于形模。南朝齐王僧虔(426-485)曾谓：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 者方可绍于古人。 唐李世民(599—649)则强调临书应先求其神，则自然可得其形，他说： 今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 其骨力，而形势自在焉。 宋人对“神”与“意”之强调更有甚于前，这也是在宋书尚意的基础上一种必然的现象。蔡襄曾谓：“学习之要，惟取其神气为佳。”稍晚于蔡襄的晁补之(1053-1110)更进一步认为，若仅致力于形模之肖似，则会导致古人之精神全失，他说： 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 之法，而模之微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 妙处已亡，妙不在法也。 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1045-1105)也认为机械性地反复临写，只能得到表面的形貌，惟有用心用眼，仔细观察体会，才能真正掌握到古书迹之神妙，所以他论道：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 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 苏轼（1036-1107）之书论中虽没有直接论及临古，但由他尚意不尚法之观念看来，他的临古观应与前述之宋人相当接近。黄庭坚提到苏轼曾临写十数张颜真卿书迹，“乃如人子孙，虽老少不类，皆有祖父气骨”。由此可见，苏轼之临古，形貌纵或不似原迹，但颇能得其精神。 北宋书家临古逼似原迹者首推米芾(1055-1107)，他的临古书迹经常被误认为是真迹，他也颇以此自得。清代鉴赏家王澍（1668-1733）曾于米之临古帖上跋道： 海岳书法纵逸，独临古人乃极谨细，如此能事信未可测也。 此跋透露出米芾临古态度谨慎，对形模甚为重视。米芾评自己的临古“与真无异”(IO)，同时对他人临摹书迹之失真处亦极表在意。(11)由此可知，米芾的临书观已与前辈有了差别。盖北宋中期以前之书家认为，临古至要者在于精神之掌握，如仅注意形模之逼似，会因此而失去古人之精神。而在米芾看来，形模之肖似是临古极其重要的一环。米芾以后，书家对临古之形似越加重视。到了南宋时期，名书论家姜夔(1155-1221)提出临古须由形似以得神情之新主张，他说： 夫临模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 姜夔这种以详谨逼真为主的临古观，当是针对南宋书坛过度发展北宋尚意不尚法之书风而发，旨在匡正时人作书己意多于古法之弊端。姜夔的主张在元代有着很大的回响，赵孟频即是将姜夔主张身体力行之第一人。 赵孟烦对姜夔之书论极为推重，这由他数度临写姜氏所作之“续书谱》可看出(13)，赵氏之临古书迹与原本极为近似，明代鉴赏家何良俊(约1500-1550)谓赵氏勤于临池，其临古之作不但书迹相同，行款亦皆酷似。 由流传至今的赵临独孤本定武兰亭与其范本之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赵氏不但一笔不差地依原迹临写，行款更是丝毫不加更改，完全遵照原样，赵孟烦之临古在形似方面确实达到了最高峰。赵氏对古法之锐意恢复，深为明代前期书家所赞赏。祝允明（1460-1526）即认为赵氏“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15)。他更引用前人评赵孟烦“临古不使毫发出法度外，故动静无遗失”之语表示对赵氏之倾倒。(16)不过，当时书坛也存在着反对赵氏临古模式之声浪，如李应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