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doc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的思想為主體，而把佛家 思想及道家思想作靈活的運用，然後再進一步把這三種思想溶合在一起，成為獨特的東坡風格。他主張文章要順其自然，在他一篇「答謝民師書」中的評論文章說：“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所謂 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 ，正是順其自然的意思。所以東坡的文章通常沒有固定的形態，如「前赤壁賦」與「後赤壁賦」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對赤壁的感觀已不同，所描寫的內容風格就有了差異。以下依據蘇軾的生平，將他的文章作一概略介紹。 文章 「刑賞忠厚之至論」「喜雨亭記」「超然臺記」「放鶴亭記」 「潮州韓公文廟碑」「石鐘山記」「前赤壁賦」「後赤壁賦」 (一)仁宗嘉祐二年，參加科舉以「刑賞忠厚之至論」而出名。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羲，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法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先王知王下之善賞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遣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以上節錄原文之第四段 《賞析》此段說明刑賞的意義，而歸於居心的忠厚。此篇為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考進士時的試卷，當時他才二十二歲。古代科舉命題，多出自四書五經，是題出於尚書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注：「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故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 全文大意： 在闡明在位者如何行使刑賞，使人民歸向於善，才能合乎用心忠厚的最高表現。其後在殿試上進策二十五篇，其中「教戰守策」最為有名。(仁宗時代，正是所謂宋朝“百年無事的太平盛世”，但實際上已經危機四伏。蘇軾見微知著，居安思危，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張，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臺。) 蘇軾散文中的大量史論、政論文章，可說是專門的議論文，大都以史實及事實為依據，無不慧眼獨具，切中要害，如「留候論」、「賈誼論」、「范增論」等，往往都能大膽地提出新穎的見解或翻舊案而立新說。 (二)仁宗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三年。這四年中蘇軾任鳳翔簽判，他的上司陳希亮，其兒子陳季常是蘇軾的好友 (後來蘇軾到黃州時，曾為季常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方山子傳」，因同時期的著名作品很多，在此不另介紹。)在鳳翔期間曾發生春旱，後來下了大雨，有一亭子剛好在此時落成，蘇軾為其取名“喜雨“，並作了一篇「喜雨亭記」。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口: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大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上文節錄原文之末段 《賞析》文中極力渲染人們「久旱逢甘雨」的歡樂，充分體現蘇軾「民以食為天」的民本思想，反映了作者與百姓同憂共樂的感情。全文結構謹嚴，脈絡清晰，如剝繭抽絲。語言輕快活潑，文筆淋漓酣暢，充分表現作者的喜悅心情，富感染力。這篇文章可以充分展現出蘇軾年輕時的個人思想及風格。 (三) 熙寧七年至十年，這三年蘇在山東密州任知州，在城內修建了一座台子，並寫了封信給在濟南的蘇轍，請他為臺命名。蘇轍為其取名“超然臺”，同時寫了一篇「超然臺賦」給其兄。而東坡則為臺作了一篇「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復。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上文節錄原文之第一、三段 《賞析》本文借臺抒寫心志，配以臺上所見景色，點出自己能享受怡然物外之遊的樂趣。全文說理透徹，文思溫潤，議論宏偉。這時東坡的道家思想已慢慢呈現出來 。從文思到文風，都受到了『莊子』的影響。 (四) 熙寧十年至元豐六年。這二年，在徐州做知州，他有個朋友名叫張六驥，別號雲龍山人，在彭城 (今江蘇銅城縣) 建了一座亭，亭中養有二鶴，早上放出去，晚上又會飛回來，蘇軾常與朋友在亭中飲酒賞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鶴亭記」。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力皋，聲聞于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