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关之障保权人与护保境环论.doc

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关系一 　　壹、问题的提出 　　近代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人权理念的兴起与变迁为中心，人权与近代民主政治及立宪主义相因而生、相辅而成。自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以降，人权理念与制度即与宪法法典相互结合，成为宪法的主要构成要素，迄今已历二、三个世纪。在此二、三百年之间，人权的内容与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推移与增益。大体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权理念的内涵主要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平等权为中心，亦即个人对国家享有不受侵犯及不受歧视的消极权利。迨至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在工业革命下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手中，因而引起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并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古典的(消极)人权理念乃随之改弦易辙，由消极防范国家侵犯，转而积极要求国家必须调和社会经济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从而以保障人民生存权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遂成为二十世纪初期各国立宪的主要特色，1919年德国所颁布的威玛宪法堪为表彰此种新人权观的最佳典范。不过，由于威玛宪法受到纳粹政权的践踏蹂躏，加上当时学者对人权的诠释仍多停留在「纲领条款」的阶段，故人权理念并未实现(至少在欧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权的内涵与理论呈现重大变化。首先是基本人权不再仅具有「宣示」的作用，而是具有直接拘束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者)的规范效力。其次，威玛宪法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人权理念，在宪法规范中则改以社会国原则或基本国策的方式表现。再者，学者对基本人权内涵的诠释，从传统主观的权利面向，推移至客观的规范层面，诸如基本权利的对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等说法，均与此种诠释方法有关。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运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波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破坏、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降，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莫不将环境保护列为施政重点之一，颁布环境政策纲领，大量增修环境法规[1][1]，并设立环境保护专责机关，采取诸多环保具体措施，甚至为了环境保护而投入大量资金。而在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大幅的变化，诸如「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信息权」、「和平权」等新兴人权的相继出现，已使人权体系处于必须重新调整与架构的阶段。在此趋势之下，值得吾人关注的问题是，人权体系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之间究竟立于何种关系?在人权与环境问题关连性上，是否有所谓「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的存在，其在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上，可以扮演何种角色?凡此不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与讨论，同时也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国际人权的重要议题。 　　职此之故，本文拟从宪法理论与国际法的观点，尝试探讨与厘清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分析环境议题与人权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其次尝试阐明「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为环境与人权的连结提供思考的方向。再者，从国际人权的发展，论述国际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连性。最后则略述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趋势与难题，以供思考与讨论。 　　贰、环境议题与人权保障体系 　　一、概说：自由权在宪法上的意涵 　　自然生态环境迭遭破坏，举凡空气污染、水资源破坏、野生动物的扑杀、山坡地的滥垦滥建、森林的滥伐等，推究其原因，不外是经济过度开发、企业急功好利所致，而此类经济活动基本上则属于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例如工作权或财产权;相对而言，国家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若因此限制人民的经济活动，则可能构成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或侵害，如此言之，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初看之下，似乎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针对此一问题，基本上可能会有两种立场：一是从保障基本权利的观点出发，认为除法律有禁止规定外，任何人基于宪法保障意旨，享有破坏自己健康，制造、贩卖、消费有害环境产品的权利，从而，环境保护措施概属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另一种立场则是从环境保护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民并无破坏环境的自由，盖此种自由无异是一种「社会有害性」的自由，从而主张任何经济活动或其它行为，只要会导致任何形式的环境负担，即非属宪法保护范围所及，而自始排除于自由权的保障范围之外，例如在财产权方面，人民不再享有自主的权利，而是得由国家加以「分配」的客体。以上二种立场，何者为妥，尚无定论，有待深究，特别是人民自由权的内涵能否被极端地「转化」成为国家分配的客体，其是否合于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意旨，值得探讨。从另一个角度以观，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