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诗经“赋”法论略.doc

诗经》“赋”法论略 在《诗经》表现方法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比、兴”而轻“赋”。有关诗之“比兴”及其演进、发展的论述比比皆是，而认真研究“赋”法的文章，却廖若晨星。我以为，在《诗经》“赋、比、兴”三法中，“赋”法的运用更为普遍，其灵活多变、千姿百态和达到的艺术境界，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上，也不在“比、兴”之下。下面，试具体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诗经》“赋”法的主要特征 前人之所以重“比、兴”而轻“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诗经》“赋”法的特点作了片面、狭隘的理解，大多只把它看作是一种“直陈”其事的方法，例如—— 郑玄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周礼注》)；钟嵘 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诗品序》)；朱熹曰：“赋者敷陈 其事而直言之也”(朱熹《诗集传·葛覃》注)。 现代的文学史家一般均取朱熹之说。但是，上述解释并没有抓住“赋”法的主要艺术特征。因为，“赋”法决不仅仅是一种陈述铺叙的方法，它还包括精细的描绘、刻划和情感的直接或委婉曲折的抒写。我们且以《小雅·无羊》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这是一首歌咏牛羊蕃盛的诗，全诗没有一处“比、兴”，其运用的艺术手法自是“赋”法。但是，它所展现的放牧图景却又多么美妙!诗中既有精雕细刻的描绘，如“其角濈濈”、“其耳湿湿”，刻划牛羊群聚时的千角簇集、百耳耸动景象，何其逼真!也有行动、神态的展示，如“或降于阿”三句，状牛羊在山坡漫步、池边饮水、草间躺卧的自得之情，有多传神!还有“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二句，化静为动，画面骤然一变，化为群畜奔逐、咩哞相唤的登高景象，将牧人的高超牧技和牛羊的训练有素，表现得栩栩如生。最后“牧人乃梦”一章，更是机杼别出，由实景变为虚景，将近景推为远景，迷离恍惚，花团锦簇，令人读后浮想联翩。前人评论此诗“其体物入微处，有画手所不能到”、“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赋”法在《无羊》中如此精妙的运用，岂是“直陈”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从《小雅·无羊》可以看到，《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并不只是在于“陈述铺叙”，还在于不借助于比兴，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所谓“直言”，并非只是直接叙述之意，而是与“比、兴”的须借助外物相对待而言，更有直接描绘、刻划、抒写之意。对于这一点，宋人李仲蒙、清人李重华，倒是提供了很好的意见。李仲蒙说，赋，“叙物以言情，情尽物也”(见宋人胡寅《与李淑易书》引)；李重华说，“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李重华《贞一斋诗话》)。所谓“叙物以言情”，所谓“随物赋形”，才真正触及了《诗经》“赋”法的根本特征。可见《诗经》“赋”法，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在艺术上的要求是一点也不比“比、兴”为低的。它同样需要对事物有精细入微的观察，奇妙、丰富的想象，生动形象的描绘。就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表现方法，因为不借助于“比兴”，而又必须达到“比兴”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形象性，在艺术表现上，其难度也许更为大些。 二 “国风”“赋”法的多方面成就 对《诗经》“赋”法的解释还有一种误解，即把“赋”法说成是大事铺陈、极尽彩饰的方法。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之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 刘勰此处虽是论述赋体的起源，但他在对“赋”法的理解上，显然包含了“铺采摛文”的意思，重点即落在铺排和彩饰上。这种解释倘是针对了楚辞以后的新文体“汉赋”的特征而言，那还不失为公允之论；倘要拿来说明诗之“赋”法，以为只有“铺张”、彩绘之诗，才是运用了“赋”法，那就不妥当了。可惜的是，有些文学史家正是作了这样的误解。因此，他们断言“雅诗、颂诗中多用这种方法，‘国风’中则较少使用”(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我以为，诗之“赋”法，主要在于不借比兴而对事物、人情作直接的描绘和抒写；至于是否“铺张”其辞，这须视表现需要而定，并不能作为衡量“赋”法的标准。诚然，在雅诗中确实有不少铺张其辞的诗作，在艺术上显示了一定的特色；“国风”中如《小戎》、《七月》、《硕人》等，也运用了层层铺叙的方法，对后来的诗赋均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赋”法并不表现为“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