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全球治理.ppt

金融体系的全球治理 G20提供治理方针 2008年之后G20历次峰会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提出的新的标准框架、行动方案和原则，确定了重点监管领域，提出了改革时间表，引入了国际同行评估以监督各国实施监管改革的框架，特别关注大银行的监管和退出清算机制，批准了加强银行资本与流动性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提出了把“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范围、金融创新产品透明交易和降低风险的方针。 金融稳定理事会提供政策 在原来的西方七国金融稳定论坛基础上扩充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为国际金融改革制订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改革政策和其他政策提出方案，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评估各成员国实施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有效性等。 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提供具体措施 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补充修改了银行业监管改革的细则，为各国的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指南，试图改革过去国际监管存在着的漏洞。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后来许多非十国集团国家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 巴塞尔委员会监管协议 1975年9月，为了规范欧洲货币市场和防止投机与冒险，巴塞尔委员会推出协议，其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83年5月，经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对前一个协议进行了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 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Ⅰ 针对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产生的问题，1988年巴塞尔委员出台《统一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为巴塞尔协议Ⅰ）。这个协议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二是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意义。通过强调资本充足率，促使全球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资本、资产质量等因素；三是受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作用，明确规定不同国家的授信风险权重比例存在差异。 但这一协议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难以解决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巴塞尔协议II 后来在经历东亚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对1988年协议经过多次修改，巴塞尔协议II于2007年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但这一协议还没有得到落实就发生了更大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巴塞尔协议III 2007年金融危机后，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出台《巴塞尔协议III》。协议的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III相比以前的两个版本，监管要求和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按照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提高资本充足率与确定杠杆率底线的总体要求，建立流动性风险量化监管标准，降低商业银行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提高中长期内银行解决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能力，这一新规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 新的监管规则没有触及危机的根源。西方银行业暴露出的资本和流动性问题只是表象，本质在于资本的逐利与贪婪以及这种逐利的制度问题。 量化监管标准偏离了改革的预期目标。如G20认为金融危机中出事的是金融市场，而影子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影子银行的监管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没有充分得到体现。量化标准与实质性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事实上2000年以后美国许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可以达到新规所要求的水平，但仍出现问题，说明量化标准并不能解决改革预期要求。 重在组织架构和技术层面调整，轻视监管能力建设。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反复证明，金融监管有效性并不取决于“谁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