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讲制度变迁中的国家.ppt

第14讲 制度变迁中的国家 巴泽尔关于国家起源的猜想 起初,人们有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之间发生竞争和冲突,出现各种状态，包括抢劫、攫取或交易； 人们彼此达成协议（agreement）的结果，在经验上优于非协议的结局； 协议如何达成、如何执行？有各种成本可能性； 经验上，subject to a single ultimate third party who uses violence for enforcement 的结局最好； “国家”是在人们行使经济权利的竞争中产生的；国家产生后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制约这“最后的、专门化的、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执行权力” 在法治国家里，经济权利转化为由国家界定、限制并保护的法律权利，并在此框架下发展合约交易（contract exchange）与市场关系 科斯究竟怎样分析”市场“与“政府”？ 科斯：“几乎所有在经济系统中使用的资源数量都有限，因而都是稀缺的，人们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土地、劳力、资金都是稀缺性资源，但其本身却并不要求政府管制。。。。有些机制（价格机制）确实被用于在众多提出权利要求者的人中确定允许谁使用这稀缺资源。 产权建立后，任何希望使用这一资源的人就必须向资源所有者付钱。这样，混乱就消失了，政府除了必须以法制来确定产权和调解争端外也得这样做。…没有建立产权，“那么将显然将发生很大的混乱，”“但将此归罪于私人企业和竞争制度却是错误的”。 这个“新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认为，资源配置应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策决定。但是，“这种争论并不意味着资源的行政分配必然劣于价格战机制分配。市场运行并不是无本生意，如果市场运行成本大大超过行政机构的运行成本，我们可能会默认行政机构由于无知、缺乏弹性以及迫于政治压力所产生的资源分配失误。 但是，当一种活动涉及到损害很多人的情况下，“建立产权的主张减弱，制定通用规则的呼声变强”，因为 “很难通过市场来达到满意的结果。…即使通过法院来行使权利也不容易，…市场会由于成本太高而无法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强制推行特别管制（无论法规还是行政条例）会好一些。” 1 汉口火车站前站长刘志祥案 2006年4月底法院判决，案犯刘志祥曾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在任9年期间(1995-2004)，利用职权单独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1870万元，并“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巨额款物”共1435.4万元。除此之外，还有1440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权势和霸道”才可以在9年时间内为一个地区铁道部门领导人带来5000万的非法进账？ 一个原由很明显，那就是作为国家垄断性经营的国企和国资管理人，实际上控制着部分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监督成本过高的局限条件下，法律上属于国家和全民的资产，在实际上就落到代理人手中。。。报道说，刘的行为看上去“火车站好像就是他家的”。不对了，要是火车站真是刘志祥的，他何苦如此来回折腾，以至于“刘在的时候，汉口站的装修工程从来没有断过”？！看数字吧：“汉口火车站经刘志祥的手，几年来装饰维修费用高达1.74亿元”，其中包括花30万元建一处花坛，花110万修一个5米见方的小休息厅，也包括“2000年厅内刚花巨款安装好中央空调，还未使用，2002年又被敲了重新装修”。就是说，“公权私用”往往伴随着惊人的社会浪费。 刘志祥的另外一条生财之道是倒票。就是“把持计划配票大权”，把海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刘的“合作者”，再由后者“加手续费”后卖给市场。报道说，“一般是座位票平常最低加5元，依时间长短、紧张与否分别加10元、15元、20元不等。卧铺票平常一般加20元，黄金周和春运期间一律每张加30元，紧张时，甚至加价到50元”。这当然是不得了的“肥水”，因为“汉口火车站每年运送旅客一千多万人次，卧铺票和紧张方向的座位票占30%至40%”。加价收益当然要与刘志祥分成，居然还“有明确的利益分成合同”。更可圈可点的是，“刘志祥利用职权在火车票上得到实惠，是个公开的秘密。他在汉口火车站担任站长6年，被人封为‘汉口站最大票霸’”。 这就涉及第二个原由——价格管制给刘志祥带来的巨大利益。政府管制火车票的价格，不准卖得太贵，难道不是为了乘客、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比如农民工的利益吗？没有问题，价格管制的立意和出发点当然是政府行善，防止铁道公司赚取暴利。问题是，出发点为民的票价管制政策，在某种条件下，居然成为刘志祥的滚滚财源。 /archives/483.html 胡长青案 胡长青案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件“小事”：一位经营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家欲在南昌市得到一个停车场，无法从市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