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俐性善论与原罪说.doc

“原罪说”与“性善论”的比较 摘要：人性论一直是伦理讨论的焦点，对其探讨与探究对于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人文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论”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有着深远影响，并成为一个文化的重要积淀，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和血液。本文旨在比较两者不同方式对人们的影响，虽然途径和社会教化不同，但是最终都是导引人们向善和人性超越。 关键词：人性；“性善论”；“原罪说”；比较；“人性超越” 所谓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人类在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着自我剖析。人性问题是古今中外都对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思考。一个民族对于人性的探索会在其民思想观念，族思想意识，社会伦理观念有着重大影响。对认识中西民族之间的道德伦理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存在着中西两种人性观，即以孔孟为代表的“性善论”与西方的“原罪说”。以此为基础中西文化传统和底蕴也有差异。 儒家性善论 “孔子作为中国儒学的开宗鼻祖。早在春秋时期，他在人性问题上就提出了两条原则：一、肯定人性存在，认为人的本性基本相同；二、肯定后天‘习’可以改变人性。其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种思想初步奠定了中国传统人性论的范式，以后各个时代的哲人差不多钧是在‘自然之性’与‘后天之习’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张力。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认为正直、直率是人所具有的本性之一。‘直’一种道德。‘天生德于予’，亦即是说。‘直’着一类道德是生而具有的。由此观之，孔子在人性问题上是倾向于性善论的。” “战国时期，孟子是儒学性善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性善论的左后完成者。他继承和完善了孔子人性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性趋善是人的天性，犹如水之就下一样是种客观规律。孟子认为人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端’是性善的萌芽。这四种善端正是‘四德’（即仁、义、礼、智）养成的基础和先验根据，而‘四端’则是‘四善端’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善性虽是人的本性，但它不会自然而然地自我保持；人必须借助于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认知和实践，即思善择善，广施善形善举，才能保有和发展自己的善性。‘四善端’和‘四德’的发展处于辩证统一过程之中，孟子之后，汉代硕儒董仲舒又在孟子‘四德’说中增入‘信’德，将‘四德’发展为‘五常’，因此，后世儒家即以‘五常’解说性善论，并通过对‘五常’道德信条内容的充实和发展完善性善论。由此可见，儒家特别重视道德主体在修养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道德主体对自我行为的意识与把握是道德的关键，坚持把个人的主观努力作为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原则，是为后人十分推崇的浩然正气，实质上，它是一种基于道德主体的崇高理想和正义感的精神品质，一种高尚的人格气节和道德情操，孟子说，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是说这浩然之气，必须靠合乎正义的道德行为来培养，不得受私欲的蒙蔽和劣行的戕害，才能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否则便会枯萎；同时，它也是人通过长期执着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正义行为才培养起来的，而决不是偶然做几件好事就能唾手可得；如果做了亏心事，这浩然之气就会败坏。具有浩然之气的人被孟子誉为‘大丈夫’。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这种努力培养高尚独立人格的善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原则，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乃至全民族的完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善养浩然之气的人格追求，在后来的发展中升华为一种爱祖国、爱人民和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无限忠诚的具有超越意义的崇高精神境界。以至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基督教原罪说 “基督教的人性理论是与原罪说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叙述,耶和华在创造了世界后,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中,并吩咐他不可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又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使她成为亚当的配偶。在化身为蛇的魔鬼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耶和华知道他们偷吃了禁果，变得和自己一样能分辨善恶，便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任凭他们在大地上繁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