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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民营”：“新国有”的改良与魅力 新国有魅力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也许所有的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有人说，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折点(并不是转折点)。于是，在这个折点上，我们有必要对一些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 　　风起于青萍之末 　　今年的夏天很热，但是很多企业家却感觉很冷。 　　2004年4月，一场关于江苏芜湖红顶商人的风波迅速扩散到全国，芜湖有大量的官员在企业兼职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被媒体抨击为新的红顶商人——权力和财力赤裸裸的结合，中央为此下令全国各地限期清理红顶商人。随后，各地捷报频传，比如7月底有媒体报道北京已经清理了400多名红顶商人。 　　就在风波将去之时，牛群欠债事件又凸现出来，这个闻名全国的亦官亦商的蒙城副县长最后在官商之间进退失据，除了在企业经营方面问题成堆，道德操守也成了公众追问的焦点。 　　7月中旬，重庆企业界一场小型沙龙上，一个商人朋友开玩笑地说道，现在很多老板跟他说，“某某，你把我的企业兼并了吧……”而他本人则半真半假地回答：“我还想谁把我收购了呢，最好是国企把我的公司收购了。” 　　联想到今年4月天津国企泰达收购北京民企万通，似乎一股新的国有化的潮流正在形成。 　　于是乎，从暮春4月的混合所有制、宏观调控和清理红顶商人，到盛夏的7月底，温家宝总理给国务院在青岛召开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作出重要批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中国的企业家们经历了由极热到极冷，由极冷到极热的几番煎熬。 　　那么煎熬的背后是什么呢？ 　　2003年12月底，一篇关于2004年中国经济的前瞻性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在2004年将面临“能否有效地控制住日趋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的考验。 　　那么这场考验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变革。从目前的种种信息来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千差万别，但是如果剔除旁枝杂叶，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尽管很多考验都带有突发性和非必然性，但是在处理这些考验的时候，一系列的措施事实上都指向了一个目标——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着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 　　对于这场变革的未来，我们现在很难看得清楚，但有两个方向却是我们现在就能感受到的：其一，这场变革的力度之大，对中国经济影响之深远也许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二，曾经被认为是江河日下的国有资本将会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出现，其变化之大和内涵之丰富同样也将出人意料。 　　向混合所有制靠拢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扮演了蛇吞象的角色，对于盘活国有企业，其第一选择往往是欢迎民企收购。但是这种模式在2004年4月泰达入主万通的案例中遭到了颠覆。 　　4月10日，天津国企泰达集团正式入主民营企业北京万通地产，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计划，泰达集团于2004年4月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从而拥有万通地产增资扩股后27.8%的股权，成为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万通集团拥有万通地产26%左右的股权，退为第二大股东。 　　此举立即引起强烈震动，被认为是开了房地产界混合所有制的先河。 　　在当天举行的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上，冯仑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最需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合适的资本规模和必要的一个合作伙伴；第二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体制优势。” 　　因此在选择投资人方面，“我们经过反复的评估以后，我们希望这样的投资人，不仅能有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体制的优势。也就是不仅有货币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土地优势。” 　　冯仑谈话中的优势恰恰道出了民企现实的劣势。万通的劣势是什么呢？缺乏资金和缺乏土地资源。尽管万通在业界是一家不错的公司，但在“信贷收紧”和“严控土地”的情况下，作为民企，他们很难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土地，而这两样东西是房地产业的命根子。 　　那么泰达有什么呢？作为天津第一大国企，公司总资产达300余亿元。在土地储备方面，截至2003年底，泰达集团在天津和海南的土地储备相加超过了3平方公里。 　　这两样东西都是万通梦寐以求的，为此，冯仑付出的代价是放弃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场合不断被提起，也不断引起共鸣。在前文提到的小型沙龙里，大家谈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眼下很多资源都在朝国企倾斜，不论是资金、原料还是土地。其次，民企的生存环境也远比国企严酷。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坚守还是退出成了他们广泛讨论的话题。一个商人朋友曾真切地告诉记者，“我真的想找一家国企把我兼并了！”同时他也补上了一句，“当然最好的模式是，国有的帽子，民企的运行机制。这样我也可以当当红顶商人了……” 　　一个“国控民营”的实例 　　红顶商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是所谓“国有的帽子，民企的机制”，即“国控民营”却是可以实现的。 　　7月初，浙江绍兴一家名叫华联三鑫石化的企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2000年以前，他们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