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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实践”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摘 要：发轫于循证医学的“循证实践”（EBP），影响深远，日益融入人文社科领域。“循证实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科学、民主、实效等价值诉求上耦合，因而将“循证实践”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循证实践”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特定的架构和步骤，迫切需要加强宣传、成立专门的机构、创建权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将“循证实践”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变更和范式的转变，有利于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循证实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3.020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89-04 　　“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作为20世纪90年代成功的故事之一[1]，正日益融入人文社科领域。本文试图将“循证实践”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循证实践”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作初步探讨。 　　一、“循证实践”的源与流 　　循是遵循或根据的意思，证是指证据，循证即根据或遵循证据。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流行病学家科克伦（Archie Cochrane）首次将“循证”这一概念用于医学领域[2]。1972年，科克伦在其著作《疗效与效益：健康服务中的随机反应》中，强调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医务人员应采用经过严谨研究检验后证实为有效的治疗办法去治疗患者，才能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3]他的这一主张，在医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 　　1992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成立了以盖亚特（Gordon H.Guyatt）博士为首的循证医学工作组，该组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方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概念。[4]该组另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循证医学之父”萨基特（David L Sackett）博士给“循证医学”下了明确的定义，即：“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订出治疗措施。”[5]循证医学将最佳研究证据和医生的临床技能加以整合，使研究者、医生、病人三方都予以考量，彻底改变了“经验医学”的实践方式，为临床决策提供新的方法与手段，是临床实践的新范式。 　　“循证医学”诞生后，势不可挡，获得了广泛认可，其理念渗透到管理、心理、犯罪矫正等领域，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运动，催生了循证管理、循证矫正、循证心理治疗、循证图书馆学等。“循证实践”是实践者针对实践对象的具体问题，在实践对象的配合下，根据研究者提供的最佳证据与相关管理者制定的实践指南或标准等所进行的实践。“循证实践”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实践模式，有相对固定的实施步骤： （1）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2）收集证据。（3）评价证据。（4）运用最佳证据。（5）总结评估。 　　二、“循证实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诉求的契合 　　价值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6]。“循证实践”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实践”。科学、民主、实效是其显著特征。“循证实践”追求科学，将证据进行质量分级，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控制试验（或元分析与系统综述）所获得的证据级别最高，准实验研究、相关研究及质化研究获得的证据次之，专家意见与个人经验位列最后。只有在高等级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采用低等级的证据。“循证实践”证据来源广泛，考量实践对象的情况与愿望，注重实践效果的评价与改进，体现了民主与实效。 　　科学、民主、实效也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诉求。就民主性而言，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7]江泽民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采取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8]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反对专断，要求博采众长，尊重被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就科学性而言，1982年 11月宋任穷在全国党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1987年5月，《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