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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政策的变革 　　摘要：二战后，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政策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联邦和州政府对教师教育机构、模式和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同时，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实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课程还是模式，雇佣制度还是认证机制，职前教师教育还是职后教师培训，都面临众多的问题和挑战，这是执政党在制定新的教师教育政策时必须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政策;职前教师教育;职后教师培训;教师注册制度;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1-0089-08 　　作者简介：张燕（1975―），女，博士，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师教育政策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师资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如短期、密集型的教育学士学位课程学习，教育学硕士学历的部分时间制或转换课程，学徒制的教师培训计划（80%的学校本位培训，20%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以及由地方教育当局为没有获得大学文凭的学校全职教师提供的教师资格培训计划等。相对于教育基本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反馈能力而言，教育主管部门对未来新教师能力的界定以及国家教师培训课程更加强调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评价方法的掌握及了解国家课程的内容。其相对侧重于教师培训而非教师教育的特点，使教师教育体现出涉及面较窄、更早职业化的倾向。 　　教师素质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教师教育始终是每一个国家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关注的重点之一。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政策的转变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的发展及其政治经济背景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吸引了包括澳大利亚学者在内的国际上许多学者的兴趣。 　　一、从职业培训转向专业教育：1945―1983年 　　二战后初期、20世纪前期建立的职业培训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依然明显。除了为高中讲授学术类课程的教师提供一年的大学研究生教育文凭课程外，教师培训几乎都是在澳大利亚联邦体制内，由各州教育部主办的师范学院进行的，联邦政府并不参与。教师教育课程一般持续1～2年，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学科知识、教学实习，以及教育心理学、一些通识类知识的学习。教学被看作是一项技能，辅之以恰当的技术。战后的生育高峰、大量移民的涌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短缺与教师地位较低等因素导致对教师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新教师的数量却很少。因此，相对于对教师教育进行的改革，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建立维护教师利益的专业团体，以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教师这一职业。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众多因素导致了教师教育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教师工会极力主张将教师的地位提高到更加专业化的水平上，同时也使公众和政府认识到完整充分的教师教育的必要性。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干预的日益加强是导致这一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劳动党政府（1941―1949）为退伍军人提供了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培训以及大学课程学习。1946年，劳动党政府在堪培拉建立了第一所联邦资助的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通过修订宪法，劳动党政府为联邦政府通过直接资助或其他方式干预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这之前，宪法规定教育权属于各州政府。而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是唯一能够征收收入税的权利机构，从而为其未来加强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干预奠定了基础。同时根据宪法，联邦政府要给各州政府专项拨款。 　　1949―1966年，联合政府执政，开始向中学教育提供专门拨款。然而，该政府更加关注大学，并建立了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Australia University Commis- 　　sion，AUC），以向政府报告大学的资金、员工、课程等其他各种情况，负责制定关于大学的国家政策，监督管理大学的发展，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向各州大学提供资助等。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以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为目的的委员会。因此，1964―1965年期间，澳大利亚建立起了双元高等教育制度，即教育学院（College of Education，CAEs）提供应用型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继续保留其传统的学科型教育内容。 　　1972年劳动党政府上台后，将师范学院归入教育学院，从1974年开始，联邦政府完全取代州政府为澳大利亚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投入，并且基于公平原则，取消了学生的学费。其结果是这些教育机构摆脱了州政府及其教师教育部门的控制，取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性，但同时联邦政府政策对其的干预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1972―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