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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理论下的宋庆龄妇女解放思想 　　摘 要：宋庆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涉及妇女地位、妇女解放道路及妇女思想解放三个方面。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思想，是在多元理论的综合作用下，在宋庆龄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她的妇女解放思想萌芽于基督教博爱思想，形成于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成熟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关键词：宋庆龄；妇女解放思想；多元理论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2-02 　　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女性之一，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其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是这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宋庆龄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她的思想也不断走向成熟，早期的基督教博爱思想，中期的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共同构成了宋庆龄的妇女解放思想。本文认为宋庆龄妇女解放思想是多元理论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兼收并蓄，不断扬弃地自我完善过程。 　　一、基督教博爱思想 　　博爱思想是基督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特别强调“爱”，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1]这种强调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博爱思想，在宋庆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构成了她妇女解放思想的早期源头。 　　宋庆龄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她的成长过程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父宋嘉树是上海地区的牧师、教会学校校长，母亲倪桂珍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任教会学校的教员，这样浓厚的家庭宗教氛围，使得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自幼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光环”。父母时常的博爱教育和救济穷人的行动，以及他们完全抛弃封建传统教育，极重视子女正规的新式教育，且男女享有同等教育机会的做法，都在幼年宋庆龄心里留下深深地印记。求学中宋庆龄就读于上海一所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传播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该校最重要的宗旨，博爱的思想自然成为宋庆龄接受的主要思想之一。进入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学习后，宋庆龄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开始拥有自己的教名罗莎蒙德（Rosamonde），并系统研究了圣经。在繁琐缜密的宗教教义和仪式中，最让宋庆龄感兴趣并接纳的是“教义中有关伦理道德的原则及博爱的思想”[2]。 　　早期的基督教文化熏陶，使博爱思想深深植入宋庆龄的心灵，构成了她一生追求进步思想的基础，也是她妇女解放思想的早期源头。她的博爱思想体现在她的一系列言论和实践中。发表在《威斯理安》院刊上的《阿妈》，用朴实的文笔，以小主人的身份抒发自己对保姆深切的怀念之情，朦胧地表达了她的平等博爱观念。而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则指出“博爱是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3]，《现代中国妇女》更是表达了其妇女价值观和男女平等观，肯定了蕴含于基督教平等博爱思想中的男女平等，主张“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4]。可以说博爱思想就是宋庆龄早年的世界观，正如她晚年所坦承“在我的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5]。 　　二、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 　　男女平权思想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他的崇拜者、追随者、继承者及其妻子的宋庆龄，她的妇女解放思想无疑极大地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正如她所说的“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所至之地，无不提倡阶级自由、男女平等。”[6]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封建专制、宣扬西方民主科学的同时，还提倡男女平权。他把男女平权思想作为其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认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7]，并将其置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地位。这一思想系统地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融入到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强调“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主张“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8]及妇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其“学生”的宋庆龄，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她的妇女解放思想明显地留下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的痕迹。首先明确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将妇女解放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孙中山的男女平权思想一直处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状态”[9]，妇女问题就被置于革命的框架范围内。为此在北伐期间，宋庆龄在理论上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力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组织。”[10]在实践中，宋庆龄带领广大妇女参加北伐战争，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红十字会”、“桂林市妇女会”、“军人家属救护员传习所”等妇女团体参加北伐。其次她积极践行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中的平等参政权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