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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意义 　　摘 要：“通识教育”的名称和实施，虽然源于西方，但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舶来品”，我国从古代到现代也有着相近的丰富资源有待我们深入发掘。“通识教育”是一种自由、通达的教育，一种重视文明、人才传统的教育，一种拓宽基础、培养高端人才的教育。近十年来，各大学在本科生教学中设置通选课，开展通识教育。但究竟为何开展通识教育？如何合理设置通选课？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通盘考虑、合理安排的问题。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才；现代大学；通选课程 　　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踪迹 　　现代研究型大学，究竟主要培养专才还是通才？古典人文教育与各门科学内容和方法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它们的关系和位置应当是怎样的？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出现于1917年―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逐渐形成哥伦比亚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体系与制度，随后在美国各大学通行起来。 　　美国关于通识教育的阐述和部署，有两个基本文献。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原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在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其中第三章专讲“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尖锐批评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学与大学只为升学考试服务的应试教育倾向，批评了大学里的功利主义和唯市场取向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使研究型大学日益变成职业培训的场所，这只会导致大学理念的消失。在哈钦斯看来，现代大学的教育应当首先是一种“共同教育”（Common Education），即“通识教育”，才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在专业上互相沟通。现代大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培养共同的精神与文化根基。现代大学若要成为现代科学的创新之所，应当首先成为“文明传承之所”，这就要求探讨人类的“永恒问题”，即“共同人性”与本民族的族类特性问题。哈钦斯还主张把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两年制扩展为四年制，通识教育的学分占全部学分的一半。但他的这种观点和主张首先在芝加哥大学内引起激烈争论，甚至遭到尖锐批评，直到1942年才被正式通过，从此芝加哥大学便建立了强化通识教育的本科体制。虽然后来又将四年制改为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向专业方向分流，但哈钦斯奠定了本科阶段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传统，芝加哥大学也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典范。 　　另一个基本文献是1945年哈佛大学在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领导下发表的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一般称“哈佛红皮书”），对美国和国际上许多大学都有持久的影响。在科南特看来，通识教育关系到国家高质量人才的成长，更加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与哈钦斯的理念密切联系，科南特关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为美国现代社会奠定共同的文明基础，为此就必须开设各种形式的“西方文明”课，并以西方经典的阅读为中心，这便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内容与方式。 　　总的来看，现代美国流行的通识教育的显著特点有四个：一是通识教育的宗旨，是取得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认同，以求奠定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因而通识教育的主线，便是西方文明史，或有关西方文明的各类课程。虽难免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缺陷，但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寻求文明传统的共同体认，增强对人类和民族文明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借鉴的。二是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是以对西方文明经典著作广泛而深层的阅读为中心。这贯穿在各门课程和各种教学环节中。三是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是经过专门机构通盘考虑、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的。四是通识教育课一般都由一流学者亲自讲授，并以多种形式组织学生讨论。 　　我国通识教育的资源 　　我国教育界将英语中的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译成“通识教育”，包含民族传统教育思想的成分。儒家经典《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文献，其中指定的九年计划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中庸》所概括的学习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由此可见，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求“博学”，讲究“会通”或“贯通”，或称“知类通达”。孔子也说：“吾道一以贯之。”早期儒家的教育项目称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已大致包含我们今日所说的“德、智、体、美”育，或“文科”与“理科”的内容。儒家要求培养的人，是“士”“君子”以至“圣人”，应当是一种完善的人格：学与思结合，知与行合一，德、仁、勇兼备的人。当然，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执的“独尊儒术”，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明清之际富于民主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都反对文化专制，批评科举制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