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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 摘 要：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名、辞、说、辩的理论总结，大致对应于西方的逻辑、印度的因明。我国当代大学逻辑教育的主体内容是西方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成为讲述西方逻辑的辅助工具。中国名辩的教学应该成为新时期大学逻辑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内容的讲授，有利于受教育者在思维方法层面了解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体悟中西文化在认知世界、阐述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逻辑教育;西方逻辑;名辩学;存在方式;教学重建 一、问题的提出 　　名辩学或称“名学”、“辩学”，在我国近代时期曾被学术界用来指称西方逻辑，例如严复的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的译著《辩学》。但是，名辩学的原始含义是指中国古代学者基于对推理、论证的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从学科归类而言，名辩学不属于西学的范畴，是国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先哲对思维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名辩学反映着在推理、论证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体现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个性。在逻辑教育中重视对名辩学（本文对“中国名辩”和“中国逻辑”这两个术语不做严格区分）的讲授，这一主题伴随着教育部在2014年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公布而进一步成为大学逻辑教育中面临的一个主题。《纲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1] 二、大学逻辑教育中名辩学的三种存在方式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10余年，基本廓清了关于形式逻辑的一些错误看法，对当代中国逻辑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诚如《逻辑学大辞典》一书的编者所言：“这一切都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期逻辑学在中国的大普及和大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2]在国内高校开展逻辑教学的过程中，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名辩学也加入其列。这一时期名辩学在大学逻辑教学中所处的位置，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形：附带式、夹带式、省略式。 　　1. 附带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附带式介绍，是指没有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作为教材正文的主要内容之一进行编写，而是作为正文的附带形式即附录格式进行介绍。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2005年，该书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库》再次印行;2006年，该书由人民出版社重版印刷。《形式逻辑》的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5年周礼全先生对初稿作了总的修改。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该书在出版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高校逻辑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该书作者之一，诸葛殷同先生在25年后谈到该书时这样说道：“从这本书的写作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抱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无比热情，带着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坚忍不拔地、乃至委曲求全地做着科学的逻辑知识的普及工作。”[3]《形式逻辑》一书总共7章，另加1个附录《逻辑史资料》。附录共计5节，在第1节“引言”中对中国名辩学有这样一个总的说明：“中国古代在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产生了逻辑学。这方面的研究和当时关于名词（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实）的关系（即所谓‘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有关。通称为名家的惠施、公孙龙等人和墨翟一派（或称后期墨家）以及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等人都对于逻辑问题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后期墨家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理论。魏晋玄学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如言意之辨，也是与逻辑学的深入研究有关的。”[4]这是1949年以后国内出版的大学逻辑教材中比较早的论述西方逻辑和中国古代名辩的关系，这一观点基本上确定了其后国内同类逻辑教材对二者关系的主流论调。在该书附录的第5节，作者分“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荀况的逻辑思想”以及“汉以后逻辑思想的发展”四个专题，对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进行了介绍。需要指出，这里对中国名辩的介绍采取了纵向介绍的模式，其介绍是“中国逻辑思想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年间的发展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轮廓”。[5]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修订本）出版发行。和1980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初版相比，新版教材增加了一个附录，题目是“逻辑简史”。关于新增的逻辑简史部分，在该书《修订说明》中有这样的解释：“为了扩大读者的逻辑知识，加深对于形式逻辑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