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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儿童就是守护未来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状况”不断――幼儿园教师虐童，幼儿园组织所谓的“幼儿集体婚礼”，园长为争抢生源丧心病狂地投毒毒杀幼儿，等等，一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幼儿园的信任危机。前不久，媒体又曝光，陕西省西安市、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幼儿园长期给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病毒灵”，更激起了社会公众的愤怒，舆论也为之哗然，媒体惊呼幼儿园已沦为了“药儿园”。儿童的健康安全不仅是千千万万家长的最大牵挂，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守护儿童就是守护未来。“药儿园”事件被曝光以来，国内幼教界有识之士除了纷纷撰文谴责之外，也陆续开展深层次思考。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于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告全国幼教从业者书》，呼吁加强行业自律，严守职业操守，确保幼儿健康成长。在全国第三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即将到来之际，本刊也组织浙江省内相关专家和学者对“药儿园”事件展开讨论，汇编为本期“特别策划”栏目的一组稿件。 　　本刊同期《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热点聚焦”栏目也推出了一组有关“药儿园”事件讨论的文章，敬请参阅。 　　孩子，是谁侵犯了你的权利 　　朱宗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幼儿教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儿童福利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 　　儿童的权利去哪儿了 　　儿童权利是那些被法律、道德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不能以任何理由克减的儿童应享有的某种利益、资格、权能或自由等，诸如生存、发展、受保护等，是每位儿童不证自明、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已载诸《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内外法律文本中。但由于儿童的稚弱，其权利易受侵犯，因此，《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换句话说，“儿童权利优先”是国际上所有涉童领域乃至全社会应奉行的金科玉律。教师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责任者，自然应铭记并奉行这一准则。 　　然而，现实中儿童权利得以“优先”了吗？从近年来各地被曝光的形形色色的“虐童”案，到最近多地发生的幼儿园“喂药”事件，我们看到，当遭遇其他相对强势的“权利”时，儿童权利会被随意宰割、抛弃、剥夺、侵害。幼儿园给孩子“喂药”打的是预防孩子感冒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儿童的利益被更强势的园方与教师、制药方与供药方等相关者的利益排挤得杳无踪影。这一事件中，儿童的权利去哪儿了？园方与教师本应是“儿童权利优先”原则最有力的践行者，但他们竟毫无顾忌地让孩子服用并非必要与安全的药品，足以说明当事的园方与教师并没有把儿童权利放在心上。制药方与供药方对药品的性能是最清楚的，他们却为了自身利益而放任滥用药品损害儿童事件的发生，说明在他们眼里，儿童的权利微不足道。相关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者理应是儿童权利的守护者，但在“喂药”事件未曝光之前，他们满足于相安无事，导致监管缺位，说明儿童权利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远远不止相差“最后一公里”。家长由于对自己担负的儿童权利日常保护的职责尚不敏感，因而只是充当了事后的鸣冤叫屈者。于是，儿童权利就这样被剥夺、挤占了。 　　可见，幼儿园“喂药”事件暴露的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儿童权利意识的问题，“儿童权利优先”原则还停留在《儿童权利公约》等法律文本上，驻足于书斋中。能不能让儿童权利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是决定未来还会不会发生类似悲剧的关键！ 　　可能的救治之道有三：首先，在全社会普及儿童权利意识，让那些从来不知儿童权利为何物的人能有所敬畏。其次，教育工作者应成为“儿童权利优先”原则的践行者，幼儿园及其教师作为教育链条的第一环，应率先担当起落实“儿童权利优先”原则的责任。第三，提高侵害儿童权利行为的成本，让那些儿童权利的相关者不愿、不能、不敢以其他“利益”的名义侵害儿童的权利。由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儿童权利被尘封、禁锢得太久，因此，儿童权利意识的树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只要我们能知耻而后勇，愿以滴水穿石的耐心去张扬儿童权利，那么终有一天会云开雾散，复归儿童权利的本真状态。 　　秦元东（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 　　让保护儿童权益成为教育者的“本能” 　　长期以来，儿童权益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成人认为儿童的观念、想法、兴趣是无关紧要的，认为儿童是依附于成人的一种存在。因此，关于儿童权益的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基本处于缺失状态。随着西方文化中关于儿童权益及其保护观念的逐渐传入，目前，“儿童是权利主体，享有一切基本人权”“尊重儿童权利”“儿童有权享有幸福的童年”“处于发展中的脆弱的儿童享有被保护的权利、发展的权利与被照料的权利”等已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观念。但这些儿童权益及其保护观念在教育实践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