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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