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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与交织（l’entrelacs-le chiasme） 梅洛－庞蒂 著 张尧均 译 [172]如果说从哲学宣称为反思或重合（co?ncidence）之际起，它就预先断定了它将发现的东西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它还需要再一次从头开始，抛弃反思和直觉所给予的工具，把自己置于一个反思和直觉尚未分离的场所，置于各种尚未被“加工”的经验中——这些经验是同时地、杂乱地提供给我们的，既有“主体”又有“客体”，既有实存又有本质，而且它们向哲学提供了对之重新定义的手段。看、说，甚至思考——但有所保留，因为一旦我们绝对地区别思考与说，我们就已经处于反思状态中——都是这一类的经验，它们既是无可置疑的，又是高深莫测的。它们在各种语言中都有一个名称，但这个名称在所有语言中都带有一堆乱麻般的意义，带有本义和引申义（sens figurés）的灌木丛，以至于它不是像科学那样的名称（科学通过给予被命名者一个限定的意义从而作出阐明），而是重复的标志，是对既熟悉又解释不清的神秘的不断提醒，对自身之源头仍处于晦暗中、却照亮此外一切的光亮的不断提醒。如果我们能够在看与说的活动中重新发现某些在语言中为它们指定如此命运的活的指称（références vivantes），那么，它们也许会教我们如何去形成我们的新工具，并且首先教我们去理解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探究本身。 [173]我们周围的可见者似乎是栖止于其自身中的。就好像我们的视觉是在可见者的中心形成的，或好像在它与我们之间有一种如同大海与沙滩般紧密的联系。然而，我们不可能融合到它之中，它也不可能来到我们之中，因为那样一来，在视觉形成的那一刻，就会因看者或可见者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存有的既不是先与自身同一、随后把自己提供给看者的诸物，也不是一个首先空空如也、随后才向事物开放的看者，而是某种我们不可能比借助目光的触诊更能接近它的东西，是我们不可能指望“完全赤裸”地看到它们的东西，因为目光本身就裹卷了它们，以它的肉为它们着裳。在这样做时，目光如何让事物各就其位，我们关于它们的视觉为何仿佛是来自它们的，为何被看见对于它们来说是其卓越存在的一种降级？颜色的这种密码（talisman）是什么？可见者的这种特性——它使持立在目光尾端的可见者远不只是我的视觉的一个关联物，而是作为其至高存在的延伸而强加给我的东西——是什么？为何我的目光在卷裹事物之际又不掩藏事物，并且最终，它在遮蔽事物之际又揭示事物？ 首先应该理解，我眼前的这红色[174]，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种感觉质素（quale），是没有厚度的存在的表皮（pellicule），是一种无论人们接收到与否、都既不可破译又明见无疑的信息，但如果人们接收到它，就知道了所有要知道的东西，总之关于这个信息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红色要求有一种聚焦，即使很短暂，它会从某种不太确定、更为普泛的红中凸现出来，在那里，我的目光在锁定（fixer）它之前就被占用，就胶着于它了，就像人们恰当地所说的那样。如果现在我锁定了它，我的目光就进入到它固定的结构中，或者，如果我的目光重新开始在周围转悠，感觉质素就又恢复其空气般的实存（existence atomosphérique）。它的确切形式是与某种毛绒绒的、金属般的或多细孔的（？）构型或织构（texture）联系相关的，相比于这些[结构性的]参与，感觉质素微不足道。克罗岱尔说过庶几相近的话，他说大海的某种蓝是那样地蓝，以至于只有血才是更红的。颜色在另一种变化的维度中、在它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维度中因而是不同的：这种红色只有在把它的位置与围绕着它的其他红色——它与这些红色构成了一片[红的]群集——相联系时，或者与它所支配或支配着它的、它所招引或招引着它的、它所排斥或排斥着它的其他颜色相联系时，才是其所是。简言之，这是处于同时性和连续性的网状结构中的某个纽结。这是可见性的一种具体化，不是一个原子。更进一步，红色长裙把它的一切质感（toutes ses fibres）系于可见者的织体（tissu）中，并通过它，系于不可见的存在的织体中。在红色事物场（包括屋顶上的红瓦、道口值班员手中的红旗和革命的红旗，埃克斯或马达加斯加附近的某种红土）中[各种红色]的区分（ponctuation），也是各种红色长衣场（包括女子的红色长裙、教授在学位典礼上的红色长袍、大主教或大法官的红长袍）中[各种红色]的区分，它还是某些盛装礼服场和军服场中的区分。其中的红色，依据它在一种群集或另一种群集中出现，严格说来并不是一样的，如凝聚于1917年的革命红色中的纯粹本质[175]或凝聚于永恒女性的红色中的纯粹本质，或是在公诉人的红色中，或是在25年前负责香舍丽榭大街上的一家餐馆、穿着轻骑兵服装的吉卜赛人的红色中。某些红色还是从想象世界的深处取来的红色化石。如果我们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红色参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