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hiftshare模型的实证分析.doc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hift-share模型的实证分析 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王丽英，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刘后平 发布时间:2010-10-22 　　摘?要：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利用1997-2008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近10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呈现分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要素配置，结构红利，技术效率，结构变迁，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未来能否保持这一增长速度值得深入探讨。在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既然提高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就自然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揭示，改革开放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等(李富强，2008；王小鲁，2009；王丽英，2010)。[1-3]　　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中：由于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因此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体经济生产率增长(Peneder，2003)。[4]在部门间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要素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再配置是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郑玉歆(1993)首次对中国制造业1980-199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发现结构变动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值为正，但值较小。[5]其后，吕铁(2002)对中国各地区1980-1997年的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结构变动对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不大。[6]与郑玉歆以及吕铁的结论相反，王德文等(2004)以辽宁省560家工业企业1999-2001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随着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迅速增长，结构变动促进了整个工业的生产率增长。[7]刘伟、张辉(2008)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分解后发现，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扩大。20世纪80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一直大于50%，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技术进步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平，但1998年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8]干春晖、郑若谷(2009)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却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反而存在“结构负利”。[9]同样，张军、陈诗一(2009)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0]姚战琪(2009)发现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伴随着经济六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总配置效应为负；工业部门和经济总体的资本生产率再配置效应为负数。[11]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要素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仍不可忽视，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总体的角度研究结构效应，鲜见对各地区的要素配置对生产率作用的研究。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计划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要素配置是否是有效率的呢？本文通过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